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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路運動後 四川官員的命運

http://news.sina.com   2011年11月12日 02:03   僑報

  秋瑾

  1910年,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逼清政府訂立借款修路合同。1911年5月9 日,清廷在郵傳大臣盛宣懷的策動下,宣佈“鐵路國有”政策,將已歸商辦的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清政府頒佈 “鐵路國有”政策以後,由於拒不歸還四川的股金,招致了四川各階層的反對,從而引發了當地的保路運動。

  新政功臣成衆矢之的周善培小心保命

  秦枬是當時在四川總督府任職的一名官員,據他在《蜀辛》一書中記敘:保路同志軍興起後,總督府裡的氣氛十分緊張,內外分駐防軍,大堂設機關炮二尊,士兵日夜守護,連吃飯、睡覺都不離機關炮左右。道府州縣各個官廳,也佈滿了持槍的士兵,官吏們人心惶惶,皆有戒心。提法司周善培尤其謹慎,將老太夫人、妻妾等家眷分頭送到朋友處避難,自己居住也不固定,出行則常坐民間滑桿,保持着一種“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神秘感。

  周善培此時的小心謹慎,實際上是在尋求保命。

  隨着保路運動的漸次深入,官與民的矛盾也逐步升級,至同志軍圍攻成都前後,響徹四川全省的有一句口號:“只拿周趙,不問他人!”趙是指趙爾豐,周即為周善培。

  這句口號不僅讓衆多不知內情者感到疑惑不解,也讓周善培本人大費思量:四川清朝官吏無數,惟獨周、趙二人成為四川民衆的公敵,且位居提法司的周善培竟然排名在總督趙爾豐之前,這實在太令人費解。

  周善培是清末知名的能員,在四川省推行的新政改革中,他施展拳腳,政績顯著,一度聞名於海內外。在他署理巡警道期間,曾因帶頭剪掉辮子,被人譏諷為“周禿子”,他並不以為悖,反而對同事開玩笑道:“我就當一回禿子又怎麼了!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辦新政就是要膽子大。”

  按周善培自己的說法,他在負責法官養成所期間,定期出題考試甄別法官,淘汰了不少士紳,因此也得罪了不少士紳,這些士紳以及背後的利益集團,一旦遇到機會便對周善培施以殺手。實際上的原因其實要比這個說法更複雜,因為新政變革,周善培成了各種複雜矛盾所聚焦的焦點人物。

  僥倖逃生落腳上海拒絶加入“民革”

  保路運動之初,周善培與立憲派的關係是默契的,他的立場站在保路同志會一邊,深得蒲殿俊(保路同志會會長)等人信賴。後來被四川民衆視為衆矢之的,與官場內部的明爭暗鬥關係極大,加之革命黨推波助瀾,一個理應是四川新政功臣的人,轉瞬間成為四川民衆的公敵,也成了晚清政權的殉葬品。

  為了澄清這段歷史,新中國成立後周善培寫下了《辛亥四川爭路記》。在書的《自序》中表明了其人生戒條:對事必求件件真實,對人必求死者有知,生者有愧。

  趙爾豐逮捕蒲殿俊、羅綸等九人後,周善培被誣指為幕後主謀,他有口難辯。無奈之下,只好將家眷悄悄藏於友人家中,自己絶望地東躲西藏。趙爾豐被殺頭後,周善培成了重點捕殺的對象,保路同志軍多次到其寓所搜捕,並在全省張貼通緝令,要將周置於死地。周善培僥倖逃脫,在鄉間密友處躲過了這場大劫難。直到成都、重慶兩地軍政府合併,由民政長張培爵出頭,才商請同志軍郭書池部護送他離川。

  到達上海後,周善培身無長物,幸得舊友張謇等人接濟照顧,方始在梵皇渡路一帶安頓下來。

  周善培的後半生,對民國政府始終沒有好感,曾有人拉他加入“民革”,周當即答道:“我不是孫中山那一家人。”新中國成立後,定居在上海的周善培仍然愛穿藍色長衫,可是新社會裡裁縫店都不做那種舊式衣服,周善培逛遍上海城,終於找到一家老裁縫店,做了一套藍布長衫穿在身上,再也捨不得脫下了。

  1952年,周善培出任民生公司董事長,此後還擔任過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1958年秋病逝於上海華東醫院,葬於萬國公墓,享年83歲。

  多位高官被殺女兒淪落妓院

  保路運動中清方陣營其他官員的命運,並不比周善培強多少。

  布政使尹良,字莘吾,北京旗籍,由鹽茶道改任鹽運道,後擢升布政使,位置僅次於趙爾豐。保路運動之初,此人對四川紳商就沒有好感,極力慫恿趙爾豐打壓保路同志會。趙爾豐從邊地回川後,尹良每每參與議事,總是愛與趙爾豐耳語,故作神秘狀,招致他人非議,趙爾豐當面申斥多次,尹良仍不改舊習。

  端方奉命赴川督察路事,尹良又以與端方有姻親關係之故,立場倒向端方一邊。尹良多次秘密寫信向端方舉報趙爾豐的錯誤,端方向朝廷彈劾趙爾豐的材料,多半來於尹良的揭發。此事被趙爾豐偵知,大駡尹良無良,但此時趙爾豐已失寵於清廷,也拿尹良毫無辦法。民國成立後,尹良僥倖保住了一顆腦袋,曾參與《清史稿》的編纂,後行蹤不詳。

  路廣鐘,字子善,安徽人,原為一名普通警察,後因有功被提升為警務公所提調,兼巡警教練所所長。趙爾豐逮捕蒲、羅等九人後,路廣鐘連連製造假案,企圖栽臓陷害保路運動首領。成都發生血案之際,路廣鐘積極配合,在成都聯升巷以及四個城門處縱火,同時在總督府也點火響應,製造混亂,想趁機燒死蒲、羅等立憲派首領,毀滅人證。四川獨立後,路廣鐘也順勢變臉,日日來往雩都督府,向新都督蒲殿俊表示友善,兩邊討好。成都東較場發生兵變時,路廣鐘率其所屬教練所巡警兩千余人,手持快槍,高呼“此時不變,更待何時”,煽動兵警附和叛亂。尹昌衡率兵平息叛亂後,在處決趙爾豐的同時,也將路廣鐘押至刑場槍斃,路中三槍未死,後被砍頭。

  營務處總辦田征葵,湖南人,因女兒田小姐受辱之事深深地捲入保路風潮,對保路同志會恨之入骨。成都血案中,他是下令開槍的主要元兇之一。四川省獨立後,田征葵變服易姓,攜妻帶子,准備私逃湖南老家避難,途中被夏之時的起義軍抓獲,經蜀軍政府審判後斬首示衆,抄獲的幾箱黃金悉數充公。田征葵的女婿、原彭縣經征局局長唐豫桐,趁一片混亂中逃脫,後不知所蹤。女兒田小姐被革命軍活捉,在監獄中關押了三個多月,出獄後幾經輾轉,後墮入重慶金沙崗一家妓院,終日以淚洗面。摘編自《革命到底是幹嗎 》

  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張永久/著

  中國近代女性留洋早於男子秋瑾何香凝最著名

  在中國近代,中國婦女的啟蒙和覺醒十分艱難,而走出國門和走向世界的則更加稀少。其中除去一些商人的家屬,剩下來的知識女性更是屈指可數。

  其中最為著名的,是秋瑾和何香凝。更早以前,在梁啓超的筆記裡,可以知道一位康女士。她是九江人,自幼失去雙親,被美國人收養並且進入了“墨爾斯根省之大學,以發念救衆生疾苦因緣故,於是專門醫學”。

  中國人走出國門留學異邦是在19世紀四五十年代,1847年廣東人容閎、黃寬、黃勝由外國傳教士資助赴美留學當屬首開其端,而女性留學的歷史其實要早於被歷史公認的容閎等人。據容閎在其自傳《西學東漸記》中記錄說,郭實臘夫人主辦的女塾因鴉片戰爭前的局勢緊張而停辦後,“攜女三人赴美”。

  不過,真正對中國近代史有所影響的女子留學始自金雅妹。1881年,美國傳教士麥嘉諦攜其收養的寧波女孩金雅妹去美國紐約學醫,後畢業於康乃爾大學,應為中國女性留學第一人。後又有江西女子康愛德、福州許金訇、湖北石美玉,也先後得到傳教士的資助而留美,這四名女性成為近代中國女子留學的標誌性人物。

  1903年以後,隨父兄留學的局面有所改變,而像秋瑾這樣掙脫家庭羈絆自費赴日的女性逐漸增多。特別是1905年地方省份送女子留日之舉打破了官費留學僅限男子的陳規。

  1905年,取得官費資格的女性有湖南20名,其中最小的14歲,最大的48歲。其後有江西10名,雲南13名,奉天省與日本實踐女子學校商定每年派15人到該校修讀師範專業。兩年後,在東京成立的留日女學生會成員約100人,1909年達到149人,初步形成留日女學生的小型群體。

  此間,各省先後取消了對女子官費出國留學的限制,刺激了自費女生出國的熱情。1905年,先後有19名女生自費入讀美國中等學校。1907年,兩江總督選派3名江蘇女生赴美國威爾士利(今譯威斯裡安大學)女子學院讀書,是為官費女生遠學西方的開端。宋氏三姐妹也於這一時期進入該校深造。

  據不完全統計,1902年至1911年留美女生30多人,留法約20人,這個數字雖仍無法同男子相比,但就持續兩千余年受封建壓迫的中國女性而言,已非同尋常,可謂女性留學史上的突破性進展。摘編自南京《揚子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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