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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避屠殺 中共在蘇聯開六大

http://news.sina.com   2013年03月23日 02:20   僑報

  中共六大遺址。北京環球網

  應俄羅斯總統普京邀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3月22日至24日對俄羅斯進行國事訪問。中俄兩國關係進入互為重要發展機遇、互為主要優先合作伙伴的新階段。而早在1928年3月,一批中共黨員遠赴蘇聯,召開了輓救中國命運的黨代會——中共六大,這也是唯一的在境外召開的中共黨代會,並得到共産國際和史達林真誠的幫助。中共為何不在自己的祖國,而要移師萬里,在莫斯科的郊外召開這次會議?遠赴莫斯科的路途中又經歷了怎樣的艱險呢?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中共移師莫斯科召開六大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捕殺中共黨員和革命民衆。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召開秘密會議,正式與中共決裂,隨后封閉武漢工會、農會,瘋狂屠殺中共黨員,並提出“寧可錯殺千人,也不使一人漏網”的口號。此后,中國各地在國民黨右派把持和操縱下相繼用殘忍手段進行“清黨”。

  據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時的不完全統計,從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國民黨殺害者達31萬多人,其中,共産黨員2.6萬多人。工會會員由革命高潮時期的300萬人鋭減至幾萬人。擁有1000多萬會員的農民協會基本被解散。一時間,黑雲壓城,血流成河,中共革命事業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

  30多年后,毛澤東接見外賓回憶當時的悲慘情景時說,“我們共産黨就像一籃子鷄蛋,被摔到地上,絶大多數都被打爛了。”

  經歷了這次教訓,中共迫切需要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以解決中國社會性質及革命性質、對象、動力、前途等關係革命成敗的重大問題。

  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組,陳獨秀離開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崗位。

  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作出《關於第六次全黨代表大會之決議》,決定大會於1928年3月初至3月中旬之間召開。由於中國白色恐怖嚴重,很難找到能夠保證安全的地方,所以臨時會議沒有把大會召開地點確定下來。

  考慮到1928年春夏間莫斯科將相繼召開赤色職工第四次大會、共産國際第六次大會和少共國際第五次大會,屆時,中國共産黨將派代表出席這幾個大會,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得到共産國際的及時指導,中央領導幾經權衡,決定把六大放到莫斯科召開,並向設在莫斯科的共産國際總部發出請示電。

  1928年3月,共産國際正式回電,同意中共六大移到莫斯科召開,要求當時的中共領導人瞿秋白、周恩來等提前到莫斯科做會議的各項准備工作。同時還點名要前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出席會議,但遭到陳獨秀拒絶。

  周恩來途中機智脫險進莊園開會編號相稱

  1928年4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和100多位參加六大的代表,穿越嶲伯利亞,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代表中,除小部分從上海乘船到海參崴再到莫斯科外,大部分經陸路去莫斯科。走陸路的代表為了避開特務跟蹤,到哈爾濱后兵分兩路,一路由綏芬河過境,另一路經滿洲里出境。中共的領導機構當時在哈爾濱設立了接待站,接送過往代表。代表們離開哈爾濱時,每人領了一根折斷的火柴棍作為接頭的信物。到滿洲里下車后,由蘇聯人駕駛標有“67”和“69”號碼的兩輛馬車負責接送。來人只要交上火柴棍,不必說話就可以上車。然后換乘火車,整整坐7天車才到莫斯科,再由馬套車送到開會地點。

  一路上,最驚險的是周恩來夫婦的經歷。周恩來和鄧穎超當年喬裝成古董商人,走大連到滿洲里的路線前往蘇聯,一路曾遭遇很大風險。鄧穎超1985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題為《一次遇險與脫險的經過》的文章,回憶了周恩來前往蘇聯出席六大途中,在大連被日本水上警察盤問的經歷。當時,周恩來的身份受到懷疑,被單獨帶到水上警察廳接受詳細盤問。由於周恩來沉着機智,最終才化險為夷。

  為了到莫斯科出席會議代表的安全,蘇聯採取了非常嚴格的安保措施。據當年曾參與大會會務工作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生回憶,代表們乘坐火車抵達莫斯科火車站后,要等其他乘客下車后才能在站台上乘車前往五一村,在途中車窗的帘子都是拉上的。

  到了五一村,代表們進駐莊園后即刻換上蘇聯當時流行的列寧服或西服,進入駐地即按編號互稱同志,不使用中國名字。

  史達林在六大召開前幾天,專門抽時間會見瞿秋白、周恩來、李立三、鄧中夏、蘇兆征等中共領導人。后來,史達林又委託布哈林以共産國際負責人的身份召開了一個小範圍的政治談話會。共産國際還專門組織了一個由布哈林主持,有知名國際共産主義活動家洪貝爾德羅、陶裡亞蒂和共産國際駐中共代表米夫等參加的委員會。這些人自始至終參加了中共六大。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州納羅福明斯克地區五一村的一座舊式貴族莊園召開。參加會議的張國燾后來回憶說:“這所過去屬於貴族地主的莊園,雖已陳舊,但還可以看出一些富麗堂皇的痕跡,附近還有一個國營農場,和一些零零落落的農舍,阡陌蔥綠,呈現着莫斯科郊外的初夏景色。大會場所設備很簡陋,類似兵營。”

  出席本次大會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決權的正式代表為84人。

  6月18日,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雄壯的《國際歌》中開幕,黨的主要負責人瞿秋白致開幕詞,共産國際代表布哈林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瞿秋白代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作題為《中國革命與共産黨》的政治報告,周恩來作了組織報告和軍事報告,李立三作農民問題報告,向忠發作了職工運動報告,共産國際代表布哈林作了題為《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産黨的任務》的報告。

  當時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並著有《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一書的盛岳,在談到“中山大學和中國共産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時,寫道:“大會起初發生的一場爭論,也許最能說明代表們思想混亂的問題。一些代表認為,中國革命高潮仍然正在到來;而另一些人爭辯說,革命正處於低潮,加以反駁。還有些人在兩種相對立的立場中調和折中,宣稱眼下還看不到高潮正在到來,但可以看到‘一些泡沫’……因為發生了這樣一場爭論,有個出席大會的人歸結說,大會要不是在莫斯科召開,這個爭論就會帶來大禍,必然會造成黨內無法輓回的分裂。然而事實證明,最后布哈林還是設法把兩者調和起來,使大會多少還能按照議程有秩序地進行下去。”

  蘇聯干預向忠發當選中央主席

  在共産國際的幫助下,會議取得重大成就。經過24天的緊張工作,大會通過了16個決議及經過修改的《中國共産黨黨章》,內容涉及政治、軍事、組織、蘇維埃政權、農民、土地、職工、宣傳、民族、婦女、青年團等問題。這使六大成為歷次代表大會中形成檔案最多的代表大會。

  中共六大就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前途、形勢和策略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代表們認識到中國革命現階段的性質仍是資産階級民主革命;革命的中心任務是驅逐帝國主義,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大會尖鋭地指出,目前最危險的傾向是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

  中共六大同時也存在歷史局限性:對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中國革命的敵人、黨的工作重心等問題認識不足。在選舉中央主席時,由於過分強調工人成分和對知識分子的偏見,加之共産國際定的基調與蘇聯的干預,最終在周恩來、向忠發兩人中,選擇了工人出身的向忠發。這樣,向忠發被推舉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主席,成了黨的最高領導人。后來的事實證明,向忠發無法駕馭中共工作,在黨內只是個擺設。這也是六大后李立三能掌握中共中央實際權力、“左”傾冒險錯誤在中共中央占統治地位的一個原因。

  摘編自合肥《黨史縱覽》

  劉明光/文

  會址“銀色別墅”已成廢墟

  五一村位於莫斯科南部,屬於莫斯科州納羅法明斯克區,距莫斯科20公里,離市中心40公里。關於五一村是中共六大會址的說法,最早見於上世紀80年代中期。當時蘇共某地方委員會一位官員在當地報紙上透露,莫斯科州納羅法明斯克區的五一村的一棟樓房是1928年中國共産黨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會址。當時他還採訪了有關知情人員。此人叫科羅溫娜,1913年生,一生沒有離開過五一村。她曾這樣回憶:“我當時15歲。我們家的房子與地主莊園毗鄰。中國人在1928年6月以前就到村裡了,他們被安排在別爾格伯爵的房子裡,而代表大會在莊園的禮堂舉行。為會議准備飲食和打掃房間的婦女向我們講述了這些情況。代表大會后,中國人在五一村住了幾個月。”此后,當地官員也多次在各種場合和出版物上說,中共曾在五一村舉行第六次代表大會。

  科羅溫娜所說的召開中共六大的地主莊園叫“穆辛·普希金莊園”。后來這個莊園主的建築作為國營農場員工的住宅經過幾次翻修,已經面目全非。至於六大代表居住的別爾格伯爵的房子(學者稱之為“銀色別墅”)現在也已經不存在。

  中共六大遺址當年周圍的建築也几乎被2009年和2010年發生的大火徹底燒毀。會址正面的林蔭路兩側樹木茂盛,廢棄的一堵牆的后面是一片荒草地。不過,當五一村的官員得知這堵牆曾是中共六大的會址后,把它作為文物保護了下來。

  摘編自北京《光明日報》

  李永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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