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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萬富姐串通法院陷害競爭對手屢屢得逞

http://news.sina.com   2012年08月02日 23:44   法制網

  訴訟本來是尋求社會公平和正義的一個合法途徑,但在一個省人大代表和女老闆手上,如何成了商業競爭的利器?

  《法人》記者 王磊磊

  疾步在行人如織的南京路上,田濤卻感到了從未有過的無助與孤獨。黃浦江畔那些在夏日驕陽中熠熠生輝的樓群,曾經無數次帶給田濤創業的激情,但今天在她眼裏只不過是蒼白的水泥鋼筋森林而已。

  這一天田濤不得不再次面見律師。

  “訴訟”如何成為商業競爭的利器

  “我已經記不清是第幾次去面見律師,向律師求助了。”作為上海天麗人公司的女掌門,作為一個柔弱的女人,田濤禁不住顧影自憐起來,她覺得自己就像“農夫與蛇”故事中的那個農夫,用自己的體溫救活了蛇的性命,反被毒蛇所咬,而自己卻根本無力還擊。

  “我曾經把許麗視若姐妹,幫助她,支持她,如今她成了人物,一次又一次的把我告上法庭。”田濤告訴《法人》記者,僅僅2008年至2009年的一年裡,許麗先後6次將上海天麗人公司訴至東台法院,不過此時的許麗已不再是那個足不出戶的農婦,而是江蘇東台金麗達工藝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長,當地有名的億萬富姐,還是江蘇省人大代表、中國婦女“九大”代表。“全國三八紅旗手”、“全國創業之星”、“江蘇省雙學雙比先進女能手”、“十佳優秀青年企業家”等等類似榮譽更是不計其數。

  據田濤介紹,她並不是唯一遭到許麗“指控”的人。許麗的企業做大以後,加上她善於鑽營,很快就獲得了諸多顯赫的政治身份和社會榮譽,在政界特別是在司法系統擁有廣泛的人脈關係。“慢慢的,許麗就開始利用身份和人脈關係,通過司法部門,擠兌合作伙伴,打擊商業競爭對手,而且常常能達到目的。”田濤說。

  一位曾經與許麗有過合作的企業主也證實了田濤的說法。他在接受《法人》記者採訪時透露:“打官司好像是許麗經商的利器。比如許麗要是拖欠了你的貨款,你一般不敢過分追債,你要是逼急了,許麗會到法院告你的産品不合格,給她造成了巨大損失,反過來會向你要求賠償,而且多半會獲得法院支持。你還敢問她要債嗎?”

  南京的崔先生講起與許麗的一場“對簿公堂”,更是令人震驚。

  可能是因為崔先生在某次生意中讓許麗不高興了,於是,許麗在2011年9月以借款未還的名義向南京的崔先生提起訴訟,要求其償還2002年的30萬元借款,而其起訴的依據僅僅是九年前的一張匯款憑證,沒有借條,也沒有合同。 崔先生說:“這30萬元其實是許麗應該還給我的款項,我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這一點。2011年10月,南京市鼓樓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認為該2002年的存款憑證只證明了轉帳行為,沒有其他證據能夠證明該筆匯款為借款,遂駁回許麗的訴訟請求。”

  “許麗當然不會就此罷手。”崔先生說,在這起“借款糾紛”的審理過程中,“江蘇省人大代表”的身份再次成為了許麗的“殺手鐧”,在一審第一次開庭之時,許麗甚至當庭向法官亮出了自己省人大代表身份,並報出代表號。許麗一審敗訴後,即向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訴。2012年7月2日,南京中院在認定原審法院查明的事實屬實的情況下卻直接作出完全相反的判決,判決被上訴人(崔先生)返還上訴人許麗30萬元,並承擔一二審費用。讓崔先生感到蹊蹺的是,這樣一起並不複雜且涉案金額僅有30萬元的“借款糾紛”,卻無需按程序排隊直接提交到了負責研究重大案情的南京中院審判委員會。

  “南京中院的這份判決開了一個惡例。”一位法律專家在看完判決書後表示,隨着經濟往來的頻繁,個人之間存在天量的銀行轉賬,背後的法律關係包括借款、買賣、還款、贈與、合伙、信托等各類經濟法律關係,在某個個案中究竟構成何種關係,必須堅持“誰主張,誰舉證”的一般舉證規則,如果這個判例成立的話,只要有轉賬就有還款責任,那麼交易安全何在?

  “還有比這更荒唐的判決嗎?比如我在某煙酒商店買了一萬元的煙酒,我是通過銀行卡轉賬付款的,我過了兩年是不是可以再拿着這個轉賬憑證向煙酒商店店主索要一萬元呢?”崔先生仰天長嘆,既憤慨,又無奈。

  姐妹反目 遭虛假舉報迫害

  在江蘇省人大代表、東台金麗達有限公司董事長“許麗”的百度詞條上,這樣介紹許麗的成功:“1998年10月,許麗帶上花費幾個月心血設計出的樣品站在廣交會大門前,因為沒有手續,她被拒之門外,但她並不灰心,堅持守在大門前尋找機會,功夫不負有心人,第二天,一個好心的家鄉人帶她進入了展館。在廣交會上,她簽訂了25萬美元的試銷訂單,從而叩開了産品走向國際的大門,揭開了她創業發展史上新的一頁。”

  這位帶她進入廣交會大門的“好心人”就是田濤,彼時的田濤為南京外貿華賓公司的業務員,她告訴《法人》記者,在結識許麗後,兩人很快成為了好朋友,自己在生活和事業上給予了她很多幫助,不僅給她訂單,甚至多次私人借款給她助其渡過難關。

  後來,許麗經營的小作坊發展成頗具規模的大廠,在當地頗有名氣,成為名滿鹽城的女企業家,女富豪。而雙方的業務往來也從未斷過。2008年,金融危機來襲,外貿行業首當其沖,許麗找到田濤的客戶要求甩掉田濤直接交易,雙方從合作關係變成了競爭對手,從2008年5月至2009年6月,許麗連續向天麗人公司提起6起訴訟,雙方關係正式破裂。

  除了“合同造假”外,田濤告訴《法人》記者,許麗於2009年4月還向東台市公安機關以詐騙的名義舉報假案。

  2009年4月16日,在這上述5起案件的審理過程中,許麗向東台公安局舉報田濤2003年詐騙其24萬元,而其舉報依據僅為2003年的一張匯款憑條。4月21日,東台公安局以涉嫌口頭合同詐騙將田濤拘留。

  田濤的親屬找到了包括許麗向田濤借款的借條在內的多份證據,證明雙方之前巨額貿易往來及許麗舉報的所謂詐騙實際上是歸還借款,田濤被關押16日後,因沒有證據證實犯罪事實,才被取保候審。“幸虧找到了這張倖存的借條,否則現在我還在牢裡”,田濤心有余悸的說道。

  在公安機關為田濤辦理了取保候審後,許麗又聯名30余名不知情的人大代表在人代會期間向檢察機關提起問責,責問檢察機關為何不批捕田濤。

  接受採訪的一位知情人士向《法人》記者提供了與許麗代理律師的談話錄音,該錄音中許麗的代理律師提出諸多經濟條件,並許諾如田濤親屬答應,許麗方可向當地公安機關做工作,釋放田濤。

  “你看看許麗的關係有多硬。”田濤感嘆說。

  法院為何出力干預司法鑒定

  2011年9月,《法人》記者曾以《江蘇東台法院干擾司法鑒定致當事人兩審敗訴》為題,對江蘇省東台市一起普通民事糾紛中,東台法院干預司法鑒定的有關情況做出報道,此案的原被告雙方正是許麗和闐濤。

  案件起因源於2007年12月,上海天麗人經貿發展有限公司(田濤方)委託東台金麗達工藝品有限公司(許麗方)加工特定樣式的方格手絎被。因外商取消了該份訂單,2008年1月天麗人公司通知金麗達公司取消訂單,2008年8月,金麗達公司向東台市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天麗人公司賠償因取消訂單而造成的41萬餘元的經濟損失。

  作為案件的直接證據,金麗達公司向法院提供了一份由金麗達工藝品有限公司和金麗達印染有限公司簽訂的日期為2008年1月的産品供銷合同,以證實在取消訂單前,金麗達公司已採購了加工産品所需的面料。

  對於該份決定性證據,天麗人公司認為由於兩公司系關聯公司,且金麗達公司一直拒絶提供面料樣本,採購行為並未實際發生,該合同極有可能為事後補簽的“假合同”,並要求對合同上的文字打印以及蓋章時間進行司法鑒定。

  然而,進入司法鑒定程序後,天麗人公司卻發現,東台法院拒收通知繳納的鑒定費用,司法鑒定所需的對比樣本材料在提交給法院後卻不知所終。

  為了解有關情況,《法人》記者專程採訪了負責該案司法鑒定的華東政法大學司法鑒定中心,鑒定中心的負責人明確回復,東台市人民法院並未向華東政法大學司法鑒定中心繳納鑒定費用和提供樣本材料,導致無法鑒定。他還向記者透露,在鑒定期間,東台市法院先後派人來到鑒定中心,向鑒定中心提出了出具無法鑒定的情況說明的要求。

  “無法鑒定”的結論成為關鍵證據,最終,東台法院和鹽城中院兩審判決,天麗人公司承擔金麗達公司損失41余萬元。

  由於不服判決結果,幾個月前,上海天麗人公司向江蘇省人民檢察院遞交了抗訴申請,江蘇省人民檢察院正式受理後,委託西南政法大學司法鑒定中心對該份合同形成時間進行了司法鑒定。2012年4月17日,西南司法鑒定中心出具司法鑒定意見書,鑒定結果為“檢材1、2(合同)紙張理化性狀已發生明顯變化,這種變化不是正常保存條件下可以形成的,應系人為異常老化痕跡。”

  一位司法鑒定專家表示,若僞造某一時間形成的檔案,一般都會對檔案進行老化處理,這樣會在檔案上留下很多人為的、不正常的痕跡,如果司法鑒定認定檔案系人為老化,就證明了檔案中所標示的形成時間的虛假性,從而做出該檔案不是在標示時間形成的結論。

  至於承辦法官為何會如此“賣力”,田濤認為,許麗與東台法院個別領導關係密切,常有來往,而其省人大代表的身份和監督司法的權利則更是無往不利,這樣也能理解法院為何会干預正常的司法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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