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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獻遺體的人:省喪葬費 醫學院學生能拿活人練習

http://dailynews.sina.com/bg/   2018年01月03日 08:04   新京報

  原標題:以另一種方式留在世界 | 那些捐獻遺體的人

  張文成與老趙相識於2004年,在老趙的影響下,他簽了遺體和角膜捐獻志願書,還問老趙,“我已經看不見了,但眼角膜是好的,能不能現在就拿去給別人用?”對於張文成,哪怕感受到一點點微光都“太幸福了”。

老趙的“生死簿”。新京報記者陶若谷 攝老趙的“生死簿”。新京報記者陶若谷 攝

  老趙有一個“生死簿”,排1號的是他自己。

  “趙永華,男,59歲,遺,角。”現已72歲的老趙從抽屜裏拿出一個16開的小本子,戴上花鏡,在檯燈下眯着眼翻看。遺,代表遺體捐獻;角,代表角膜捐獻。后面打一個紅色小對勾,意思是“夫妻同捐”。

  從排2號的妻子開始,依次往后編到了122號。封皮上用透明膠貼着一張橫格紙條,上面一筆一划地寫着——《遺體角膜捐獻志願者公證名單冊》。這是他2004年開始登記的信息,這樣的本子越來越多,登記的人年齡從10歲到90歲都有,“故去原因”的信息裏,出現頻率最高的一個字是“癌”。

  老趙住在天津市紅橋區的一幢老式居民樓裏。140公里外的薊縣元寶山莊陵園,最南邊的山腳下,立着一塊近600平米的黑色大理石牆。“生死簿”裏志願捐獻遺體的那些人,大部分是老人、殘疾人和掙扎在生死邊緣的重症病人。一旦離世,他們的名字就會出現在這面牆上。

  這是天津市所有遺體捐獻志願者的紀念碑。

  1055個描金的名字一個挨着一個,沒有生卒日期,沒有照片,沒有骨灰。他們離開的時候,身體或身體的一部分還留在這個世界。

  “一個電話就拉走了”

  老趙是一名遺體捐獻宣傳服務志願者,不屬於任何組織。十幾年來,他不僅宣傳遺體捐獻,還會在捐獻者過世時幫忙料理后事。至今為止,他和妻子送走了300多位捐獻者,在千余個描金名字中占了約1/3。

老趙到志願者家裏串戶的路上。新京報記者陶若谷 攝老趙到志願者家裏串戶的路上。新京報記者陶若谷 攝

  2012年,他把家裏的電話變成了服務熱線,只要夜裏12點以后鈴聲嘟嘟一響,妻子就叫他:“老趙,起吧。又走一個。”

  他接起電話先問,人在家還是醫院?然后翻開“生死簿” ,找到這個人的信息核對,再打電話給紅十字會、醫學院和眼科醫院的眼庫,通知他們趕緊派車去“請”。

  遺體捐獻不同於心臟、腎臟、肺臟等器官捐獻。遺體捐獻后的去向是醫學院校,教學時供學生研究操作。眼角膜的去向是眼科醫院的眼庫,給有需要的患者換上。

  整個過程中,時間也要協調好。如果一個人同時捐獻了遺體和角膜,醫學院先把遺體拉走了,眼庫需要的角膜還沒摘,“就崴了泥了”。

  碰上在醫院過世的更難辦。“好比病房是三人間,護士才不管你捐不捐遺體,反正屋裏只能擱活的,不能擱死的,一直催你趕緊拉走。但車還沒到,怎麼辦?”老趙對與“死亡”相關的詞句從不忌諱,一口天津話,音調拐來拐去。

  其實不通過他,捐獻者的子女等執行人可以直接聯繫紅會、醫學院或眼庫,但很多人還是習慣找他。他和老伴趕過去后,先和護士拉拉關係,再掀開白單子和逝者握握手。他知道,家屬在這樣的時刻,心情十分複雜。

  捐獻者生前,從冒出這個想法到最終實現會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先要自己下決心並说服全部子女同意;之后,本人和家屬要在捐獻申請表上簽字;然后,還要到公證處公證。每個人都可以自願申請無償捐獻遺體、角膜,申請人過世后,由生前指定的執行人操辦捐獻后事。這一系列流程不變,但人心在不停地變化。

  有時會冒出來大舅哥、大伯、三叔這樣“攪和”的親戚,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兄弟姐妹簽署了捐獻申請,去世的時候跑來駡子女“不孝子”,“怎麼把你爸媽給捐了”?也有脾氣撒到老趙身上的。

  經過這十幾年,老趙已經十分理解逝者親屬“解疼”“緩衝”的心理訴求。與普通人至少三天的遺體告別時間相比,捐獻遺體者從宣告死亡到遺體送走,快的五六個小時,慢的也就一天。“尤其夏天,遺體防腐處理必須得快。”

  在老趙眼裏,每個人都有了不起的一生。可到了生命終結時候,“一個電話就拉走了。”

  “说這個那個的太多太多了,不能聽他們的”

  “生死簿”上,1945年出生的老趙排第一,1949年出生的妻子孫秀蘭排第二。

  老趙經手的申請者裏,80%以上都是和他們一樣的老人。在他們看來,到這個年齡就該想這些事兒了。

  老趙記得,第一次聽孫秀蘭说起捐獻遺體是1998年。他納悶,她年輕時長子宮瘤都不願上手術台,怎麼遺體放到醫學院的檯子上讓人家大卸八塊她就願意?

  “省事兒,省錢。”20年后,孫秀蘭用兩個簡單的詞回答了無數人問過她的問題。

  老趙家並不富裕。上世紀50年代,他小學畢業就進了工廠,車鉗銑刨樣樣都干過,夢想當上八級工。90年代從工廠下崗后,撿廢品成為部分收入來源。

  孫秀蘭每天下午都出去轉一圈,撿十來個飲料瓶回來,賣五六毛錢就能買一個饅頭。

  這間不到30平米的出租屋裏,大部分東西都是撿來的,包括她身上那件紫紅色的針織衫。

老趙的妻子孫秀蘭在家看報。新京報記者陶若谷 攝老趙的妻子孫秀蘭在家看報。新京報記者陶若谷 攝

  在老趙看來,遺體捐獻有四點好處——喪葬費十萬八萬省了,村裏不用占塊地方了,醫學院的小孩兒能拿活人練習了,清明節祭掃日兒女不用請假了。

  2002年,老趙兩口子終於辦成了遺體捐獻手續。此后,但凡有人找他了解遺體捐獻,他就帶着申請表上門。遇到腿腳不利索的,他還領着去公證。

  “表格打印一張5毛,一個月60份就是30塊。”老趙隨口算起了小賬,“公交車一趟2塊,一個禮拜出去四天,來回八趟,那就是16塊。打電話一個三四毛錢,每趟至少30個電話。”

  對於老年人,最難的是過兒女關。有的老人想深入了解遺體捐獻,便把報紙上的相關新聞剪成豆腐塊,掖在一個角落裏,“又怕兒女看見了,又怕兒女不同意,又怕弄丟了,再換個地放塞。”

  捐獻者過世后,家屬反悔的也不在少數。有的家屬會把表藏起來,當沒簽過。

  對此,他琢磨了很久:如果夫妻都想捐,一般不至於巧到同一時間離去。先走的那個有老伴的支持,兒女不敢反對。這時,另一個就可以放下話说,“你們可別把爸爸(媽媽)和我分開啊。”

  老趙也知道,中國人講究入土為安,和他同樣想法的人很少。有人说他“有病”“腦子進水了”,他兩手捂住耳朵,“说這個那個的太多太多了,不能聽他們的。”

  “我看不見了,但角膜是好的,能不能現在就給別人用”

  62歲的張文成的家裏,牆上的黑邊掛鐘指向12點50分。可他不知道幾點了,直到10分鐘后黑色報時器裏的女聲高聲念:“現在時刻,下午1點整”。

  張文成排在105號,申請捐獻了角膜和遺體。他家不到十平米的屋子裏,收音機有七八個,張文成管它們叫“半導體”。屋外廚房灶台上,一層厚厚的油泥。炒菜的鐵鍋拿白布裹着,已經多年不用。旁邊一口鋁鍋乾乾淨淨。在被火苗燙過無數次后,他終於練會了煮麵條,有時掰兩葉白菜燴進去。

  16年前的一個早晨,他突然看不見了。他以為自己是累得頭暈,醫院的大夫卻说,這是“網脫兒”。

  “嘛叫網脫兒?后來才知道,就是視網膜脫落。好比咱的眼睛正看投影屏幕呢,嘩,幕布掉下來了。”這一掉,就再也裝不回去了,張文成的世界瞬間崩塌。他的母親曾因為一次白內障手術失敗而失明,兩人在屋裏四目相對,誰也看不見誰。

  起初,他沒告訴母親自己看不見了,但他經常磕到門口的臉盆架子,母親聽到起了疑心。次數一多就瞞不住了,他失聲痛哭,在屋子裏憋了八個月,“床、廚房、茅房,除了這仨地方哪兒也沒去。”

張文成多次想跳下去的陽台。新京報記者陶若谷 攝張文成多次想跳下去的陽台。新京報記者陶若谷 攝

  他的家裏,所有東西都擺在固定的位置,他有固定的穿行路線。從六層下到一層一共87級台階,在多少級的時候轉彎,他記得清清楚楚。如果坐出租車到曾經住過的南開大學附近,他喜歡指揮司機,走從前他騎自行車常走的那條路。

  在他還看得見的時候,馬路不寬,沒有高樓,天是藍的,聽得見燕子叫。他常騎車到海河邊的獅子林橋,夏天游泳,冬天滑冰。家門口的小衚衕裏,他穿着只有兩個輪子的“軲轆鞋”滑旱冰,得意自己的獨門技巧。

  他不願用盲杖,不願承認變成了盲人,並因此掉進鋪管道的溝裏,摔得鼻青臉腫。老趙曾經勸他,“你光靠數步數怎麼能行?往南58步再往右72步到路口,正數着,別人一说話一打岔你忘了,你還回不回家了?”

  張文成與老趙相識於2004年,此后二人經常一起出去轉。在老趙的影響下,他簽了遺體和角膜捐獻志願書后,還問老趙,“我已經看不見了,但眼角膜是好的,能不能現在就拿去給別人用?”對於張文成,哪怕感受到一點點微光都“太幸福了”。

  老趙说,你先替盲人好好保管着吧,反正你也用不着,等回頭給別人的時候,跟新的一樣。

  在老趙的“生死簿”上,張文成這樣無兒無女且身患殘疾的獨居者不在少數。

  76歲的霍雅琴立下一份遺囑,委託自己的喪葬事宜由老趙辦理,其他人不得干預。她几乎一輩子沒下過地,多年的褥瘡讓整個屋子蔓延着屍體腐爛的味道。她去世那天,來了兩個人抬遺體。年長的嘴裏含着一口酒進來抬,年輕的沒經驗,一進屋轉身就跑出去了。

  張文成说,他最擔心的就是有一天不能動了,躺在漆黑的床上,身邊無人。

  在公證處辦理手續時,張文成的二弟替他簽字。他自己坐在旁邊的椅子上,聽見二弟落筆時,筆尖划過紙張的聲音一頓一頓的。二弟嘟囔了好幾次,“又寫錯了”,重填了四五張表才把手續辦完。

  “他雖然不反對我捐,但他心疼我,他難受。”張文成能聽出二弟寫字的手在哆嗦,也能聽到小區裏鄰居的闲話:這人窮瘋了?把自己(遺體)賣了能值多少錢?

  張文成笑笑,與常人沒有太大區別,只是目光無法和人對視。

  2017年的最后一天,他沒吃午飯,晚飯是頭一天剩的面湯和棒子面兒窩窩。

  “人家要啥,咱就給啥”

  464醫院家屬樓門前,一個大眼睛的女孩朝老趙揮手喊着“趙伯伯”,聲音清脆甜美,忽閃忽閃的大眼睛會笑。她扶着老公的胳膊快走了兩步,纖細的雙腿拐了個彎才邁出去,終於搶在老趙前面打開單元樓門請他進屋。

  十多年了,找老趙辦捐獻手續的年輕人很少。29歲的劉淼就是其中一個。

  由於出生時小腦缺氧,她無法像其他人一樣正常走路。她問過姥姥:“他們為什麼盯着我看哪?”姥姥说:“因為你長得好看呀。”

  父母離婚后,劉淼和姥姥住在一起。姥姥帶她逛商場,專挑人多的地方去,讓她習慣用自己的方式走路。一直以來,她沒有覺得和其他人有什麼不同。她參加了2005年的超級女聲,又簽了藝人公司到各地演出,還有了自己的粉絲,叫“水蜜桃”。

  十幾歲時,劉淼參加過老趙志願小組的活動,當時就想捐角膜,后來又想捐遺體。老趙一直反對。“別瞎湊熱鬧,你暫時也死不了。”他總覺得年輕人腦袋一熱就嚷嚷着要捐,等到老了,給子女留下一個“扎手”活兒。在老趙眼裏,子女未成年時做這個決定,等於剝奪了孩子的發言權。

  但他並不知道,劉淼做出捐獻決定源於姥姥的突然離世。

  老人過世前不久那時,劉淼剛懷了女兒。她頭天和姥姥说完,第二天姥姥又問,“你為什麼老吐呀?”姥姥的腦子一天不如一天清楚,可一直記得外孫女愛吃魚,愛喝鷄肉煲的湯,每次吃飯都夾到她碗裏。

  女兒出生后,劉淼更感覺到帶孩子的不易。特別累時她會偷偷哭,“每次心裏不舒服的時候,就特別想姥姥,特別想。”

  后來,劉淼打聽到姥姥捐獻的一對角膜幫了四個人。她決定,在捐角膜的基礎上還要捐遺體。

劉淼和姥姥。受訪者供圖劉淼和姥姥。受訪者供圖

  “黑瞳仁外面那層亮晶晶的,綠豆皮兒四分之一大小的,就是眼角膜。”老趙掰開自己的左眼皮,一邊比劃一邊講摘除眼角膜的場景。每次眼科大夫來到捐獻者面前,小包往邊上一擱,白大褂穿上,小刀小剪子拿出來,十幾分鐘就做好了。

  老尚決定捐獻遺體也和別人有關。那是他的異卵雙胞胎弟弟,兩人出生只相差10分鐘。

  十幾年前,弟弟得了尿毒症,渾身插着管子一遍又一遍地透析。本來他想給弟弟捐獻腎臟,但兩人血型不同,沒法移植。

  弟弟幸運地等到了腎源,來自一個素不相識的人。這名捐獻者的一個腎裝在弟弟身上,另一個腎和肝也分別救活了同一家醫院同一時間病危的兩個患者。

  弟弟這條命是撿回來的。后來,老尚也申請了遺體捐獻。“人家要嘛(天津話,類似於“啥”),咱就給嘛。”至於遺體會到哪裏去,器官捐獻和遺體捐獻是不是一回事,老尚不知道也不關心。

  他的靈魂在親人心裏

  對於遺體捐獻者來说,眼角膜的去向是眼科醫院的眼庫,遺體的去向是醫學院校——做教學標本。

  劉慧(化名)上大二局部解剖課的時候,第一次見到遺體。她在天津一家醫學院讀基礎醫學,今年大四。

  “大體老師看上去是發黃褐色的。應該是用福爾馬林和一些技術處理后,又在冰櫃裏存放了很多年,才給我們用的。”大體老師是所有醫學院學生對解剖課人體教學標本的尊稱。

  每次解剖課時,學生進入教室前,大體老師已經平躺在檯子上,雙手放兩側,手心向上。“他靜靜地躺在那兒,不可能再说一句話,但他讓你覺得自己正在接近和探索科學,那時候不會再想此前擔心屍體多麼可怕,只覺得神聖。”劉慧说,大體老師也因此又被稱為‘無言良師’。”掀開白布前,這些未來的醫生們,會深鞠一躬,以示感謝和尊重。

  在北京大學醫學部,最小的“老師”暖暖(化名)只有30天的生命。她的相片嵌在一座精巧的玻璃紀念碑裏,和所有“老師”一起,擺在解剖樓一層東側的紀念廳裏,外面拉上防塵簾。她的樣子永遠定格在兩年前的那個冬天。和所有新生兒出生證明上的照片一樣,胖嘟嘟的臉蛋上頂着稀疏的頭髮。

  谷老師來北大醫學部工作已近十年。為方便有意向的志願者聯繫,他的手機號碼和老趙一樣是公開的,貼在解剖樓三層辦公室的門上。和劉慧一樣,谷老師也有捐獻遺體的打算。

  2009年以前,捐獻者較少。隨着人們觀念的進步,現在醫學院每年接收的遺體約有六十多位。其中不少生前就是醫護工作者。

  解剖學是醫學中的基礎,谷老師打了個比方,就像蓋一座大樓,沒有窗戶沒有門能蓋起來,但不能沒有地基。“大體老師”是地基中珍貴稀缺的資源。

  “沒接觸過這個的醫生,哪個敢上手術台?又有哪個病人敢讓他治?”他覺得醫學是對抗死亡的,正是因為這些捐獻者有對生的渴望,才會做出這樣的決定。“如果沒有,死了生命就已經結束,何必捐獻遺體呢?他是想讓后人通過醫學的學習,救更多的人。”

  在谷老師的眼裏,當一個“人”變成了解剖台上的“教學標本”,他還是他,也不是他。是他,是因為他的身體經過專業處理保存得非常好,除了褪去了血色,其他几乎和生前一樣。不是他,因為他的靈魂、他的思想已經不在本人身上,而在親人的心裏。

  2018年的第一天,天津薊縣的捐獻者紀念碑上,兩三隻鴿子迎着乾冷的風,飛過連排的松樹。三天假期裏,陵園門口登記的訪客只有11個。

  周春(化名)父親的名字刻在左邊第二排第六列的那塊石頭上。父親去世的第四年,母親的名字也刻了上去,和父親間隔不到兩米。

  老兩口的晚年,用周春的話说,就是把0歲到5歲的人生像放電影一樣,倒着放了一遍。先是腿不能動下不來床,然后吞咽功能越來越弱,大小便失禁,翻身也翻不了,最后難受得只能嘴唇動一動,講不出任何話。

  周春送走父母后也簽了捐獻申請表,想着有一天到這裏和他們相聚。

  “構成人體的物質本來就是原子、分子。組成我的那一部分,將來就變成空氣,變成風。”在周春看來,他和父母會以這種形式回歸自然,有的在空氣裏,有的在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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