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貧困縣婦女賣血10年：600毫升換168元(圖)

　　這是一條長約5米、定員35人的白色客船，終點是湖北省十堰市鄖縣縣城，起點則是縣城上游約30公里處的孫家灣。在長江最長的支流漢水上，它已整整航行了十年，村民稱其為“班船”。不過，當周文芬和鄰居劉開連等人坐上船時，有人會習慣稱這條船為“血船”。

　　“你們是不是去搞那個的 ”總會有乘客問她們同樣的問題。這些乘客，大都是方圓幾十裡地的鄉親，盡管在背後，他們會直言“賣血漿”三個字，但面對面時，都會以“搞那個的”代之。的確，這兩個農村女人都是“搞那個的”。她們的目的地，是鄖縣單采血漿站。

　　在那裏，她們每次被采走600cc的血漿，然後能拿到160元的“營養費”和8元的路費。種地之外，這几乎是她們唯一的賺錢辦法。在衛生部發布的《單采血漿站管理辦法》裡，“供血漿者”是她們的標準稱謂。目前，鄖縣單采血漿站的固定供血漿者有6387名，他們大多是像周和劉這樣的山區農民。

　　血漿站成立10多年來，已經有近兩萬人“奉獻了自己寶貴的血漿”。在6387人中，約有200人是坐“血船”來的。當船下的江水奔流到武漢時，曾在周文芬他們身上流動的血漿，也會被一輛從武漢過來的運血車拉回去。每個月，這些血漿的重量在3噸左右。

　　這3噸血漿，大約5000袋，一袋一袋從鄖縣各個角落彙集而來。其中一袋就來自46歲的劉開連。這個家住楊家溝村的農民知道，那個比“家裏鹽袋子還要大”的塑料袋，能夠裝滿“一斤二兩”的血漿。大約5年前，這袋血漿為劉開連換回了83元錢。那是她第一次獻血漿。她種完麥子的第二天，趁着黎明前的夜色，趕到孫家灣碼頭上了“血船”。

　　往返10元錢的路費，船老闆老謝依照慣例，只收了她4元錢。這樣，從城裡回家時，劉開連帶回了79元，這相當於半畝薄地一季的收成。2007年冬天，53歲的周文芬也加入了這個隊伍。那時候，一袋血漿已經可以換回120元營養費和8元路費。

　　周家原本不缺錢。不過那年夏天，三歲半的孫子被查出患有再生障礙性貧血症。兩年下來，醫藥費花了近十萬元。為給孩子治病，丈夫老高賣掉了家裏的挖沙船，兒子小高賣掉了在縣城開的摩托車修理店。周文芬在家種地，偶爾靠“抽血”，拿回家100多塊錢。

　　8月18日，劉開連和周文芬再次前往血漿站。鷄叫過兩遍，周文芬就起床了。這是凌晨4點半，船6點才開，不過從這裏到孫家灣，需要走1個多小時的山路。“再睡一會兒，就趕不上船了。”她一臉疲倦地嘟囔道。同伴劉開連和桂芳已在屋外等着，對這些女人來說，錯過了船，就意味着將少掙164塊錢。

　　這個縣長期以來是國家級貧困縣，也是南水北調中線的源頭庫區。早些年，江兩岸村莊裡的男人們，大多在船上挑沙，靠力氣掙錢，女人們在家操持家務和放牛養豬。只是每年夏天，當洪水頻發時，几乎都會發生船翻人亡的事件。女人們在山上放牛時，偶爾會看見浮屍從河面靜靜漂流而下，這也是她們最為自己的男人擔心的時刻。

　　在1998年前後，這種擔心沒有了。城裡的人們發明了挖沙機，沙船上不再需要這些男人的力氣。隨之而來的是，錢卻越來越難掙了。十堰市扶貧辦前主任曹芳明在一篇題為《當前農村致貧因素的調查與思考》的文章中提到，直到2004年，十堰市的縣市人均GDP只有3829元，這個數字還不到城區同一指標的1／7。與此同時，年人均純收入在668元以下的有38.16萬人，占全國絶對貧困人口的1．5％。

　　也是在1998年，時任鄖縣衛生局副局長的李光成領頭，建立了鄖縣單采血漿站。當時，他在鄖縣城關鎮衛生院租了3間平房，買了6台采漿機，找了4個人工作。供血的營養費由物價局規定，每次80元。根據鄖縣單采血漿站站長李光成的最新計算，血站的采血量從最早的每年1萬袋上升到現在的大約6萬袋，血漿站僅僅每年發給獻漿員的補貼費就達1000萬元。“按照人均2500元計算，就是個400人的企業，這在鄖縣也是很少見的。”他說。

　　於是，村裡越來越多的男人女人們想到了血漿站。“想錢嘛，不去怎麼辦 ”周文芬淚水漣漣地說。在自家的糧倉上，放着孫子騎着童車的照片，她一抬頭就能看見。

　　“扎着怕痛，不扎又不得過日子。”

　　不過這晚，周文芬並沒有休息好。睡前從天津打來的一個電話，讓她輾轉反側到凌晨3點。睡意目蒙目龍中，她聽見籠裡的公鷄叫了頭遍。那是兒媳婦打來的電話。醫院說，孫子若要住院，得先交8萬塊錢。為了給他治病，小高帶着妻兒到了天津，一邊打工一邊求醫。

　　兒女們本不讓她去“抽血”，因為“現在掙這點錢，以後不知道要花多少錢”。但周文芬還在堅持。她一直把寫着“血液可以再生，獻血漿有益健康”、“一人獻漿，全家受益”等宣傳口號的獻漿卡和身份證放在一起，“怕丟了就抽不成了”。不過，勸阻歸勸阻，每次抽完血，兒子還是會騎摩托車來接她吃飯，然後再送她到碼頭坐船回家。兒子常常發現，母親的“眼泡子都腫了”。

　　周文芬憂心的不是自己的疼痛和浮腫，而是時間。兩年後，她就55歲了。按照規定，女性超過這個年齡就不能供血漿了，她得抓緊時間，尤其今年春節後，營養費上漲，一袋血漿可以換回168元。腳下的山路，這些年已少有人走，多為荒草掩沒。她們好幾次差點兒摔倒，幸虧一把抓住路邊的枝條。但隨即會“啊”地叫出來，因為抓住的是野刺。

　　這些對於經常起早貪黑的農村女人來說，都不算什麼。她們最怕的，是經過農田時遇上蛇，再就是在“抽血”時暈過去。周文芬的血管並不好找，每次“抽血”都要扎三四次才能成功。這常常痛得她直冒汗，“衣服都濕透了”。去年冬天，在抽血過程中，她渾身顫抖，幸虧劉開連及時端過來一杯糖開水，這才讓她緩過勁來。

　　而劉開連第一次看到那個“像是給牛打針的針一樣粗”的針頭扎進自己胳膊時，她當場暈了過去。後來，針一紮進胳膊，她就把頭扭向另一邊。這事兒她至今不願被人提及。雖然被旁人說成“賣血”，但她更願意說自己是去“抽血”，其他供血漿者也大都如此。

　　在一個小山坡附近，劉開連停下腳步。“我們去年就在那兒狠狠摔了一跤。”她說。去年的一個雪天，她、周文芬和村裡另一個女人手拉手下山，結果三個人一起滾出去好遠。後來再遇到下雪天，她們會在前一天晚上就去孫家灣的親戚家住，這樣方便坐船。

　　而高從芬則“沒這個福分”，她住在離孫家灣更遠的鄭家河村。從2000年開始，她和丈夫老董就出門賣血。到了那天，他們得一早把豬喂飽，再把牛拴在山上。同時，去抽血也需要在人前遮遮掩掩。“去之前也怕人說。可考慮到缺錢，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先抽了再說。”這個51歲的中年婦女無奈地說。

　　那時，兒子剛上高中，家裏的房子也搖搖欲墜。她跟老董到血漿站時，發現院子裡都是排隊的人。一直等到半夜，他們才輪上。看着“那針跟給豬打針的針一樣粗”，高從芬還沒開始抽，就覺得有點發暈。大約半小時後，從她身體裡抽出來的血漿，被放在一個小推車裡，推到另一個房間。而還有些發暈的高從芬，起身去發放營養費的窗口，簽名領到83元錢。

　　她身體的不適感也隨之消失，因為“錢拿到手了，就只顧着高興了”。而丈夫老董則抱怨采血的機器太不懂得體恤人：“日他個媽，那個機器準得很，一斤二兩的袋子，差眼淚個兒那麼大一滴都不行，非要給你抽夠才行。”

　　“他們都是遭罪的人！”

　　高從芬的娘家就在楊家溝村。有關她這些年“賣血供兒子讀書”的事，周文芬等這些娘家人並不陌生。方圓幾十裡內的抽血者，她們差不多能一一道來。畢竟，大家常坐同一條船，做同樣的事情。

　　在往孫家灣跑了半年後，附近抽血的人越來越多，在“血頭”的帶領下，30多人決定包船。每隔一周的周一，這條船就會從距高從芬家不遠的韓家洲出發，裝着一船人，直奔血漿站。

　　在漢水流經的鄖縣縣城上下游河段，就有了這3條在特定的時間被人稱為“血船”的船。在固定的時間，它們載着一批相對固定的特殊乘客，往返於起點與終點。其他數千名供血漿者，則通過血漿站專門購置的班車或是其他方式，往返於城鄉之間。

　　“扎着怕痛，不扎又不得過日子。”指着臂彎處大小不一的針眼，高從芬反問道，“你說日子要是過得好端端的，誰會去受這個罪 ”兒子上大學每年學費就得5000元，從高中起，他的學費和生活費，大多靠老兩口抽血。她原本以為，兒子大學畢業工作後，她就可以不再“受這個罪”了。

　　可一切都非這個鄉下女人所能預料。兒子不僅很長時間沒找到工作，而且後來還被同學騙進一個傳銷窩點。對方打來電話，要他們交3000塊錢贖人。“你現在就是啃他骨頭吃他肉，我也沒辦法。”高從芬告訴對方，“我們身上連血都沒了，別說是錢。”

　　“她們都是遭難的人。”老謝說。

　　十年來，河水或洶湧激蕩，或靜靜流淌，作為這河段上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唯獨這條船風雨不變，給大河兩岸的山裡人，帶來不少方便。老謝也成了人們口中的“好人”。爬過3個小山頭，穿過山頂的松樹林、山腳下的稻田和河灘上的玉米地，周文芬等人終於趕到了河邊。這時天色微亮，剛好6點。“等等她們吧！”劉開連對老謝說。同村另外4個抽血的女人，還走在半山腰上。

　　“這些人都是搞那個的。”一個過河的女人對身邊的女人嘀咕道。柴油機轟鳴，對方沒聽清楚，說話的女人用胳膊肘拐了她一下，同時斜了斜眼睛瞅着劉開連她們，壓低嗓門兒說，“賣血的！”差不多10分鐘後，船開了，10個乘客，7個是去“搞那個的”。

　　等船的間隙，劉開連掏出包裡的一根黃瓜對桂芳說：“到時候我們仨分着吃了，心裏會舒服點。”她告訴這個第一次來抽血的女人，長期抽血的人，出門前會帶上白糖或奶粉，或者是橘子和蘋果，還有人會帶自家曬的紅薯條。船至油坊溝碼頭，背着大包小包的人湧上了船，頓時塞滿了船艙。

　　這已是立秋後的第11天，河面上又濕又涼。進城走親戚的一位中年婦女拉開艙門，探頭看了一眼又縮回身來。“都是些賣血的。”她嘟囔道，臉上明顯不悅。

　　“生活怎麼辦 總得搞錢吧

　　船艙逼仄而空氣污濁。周文芬想鑽出艙透氣，可江面上突然下起雨來，她不敢淋雨，只好鑽了回去。這一船人裡，有30來個是“搞那個的”，每人進城收3塊，返程收1塊。價格是“血頭”跟老謝講的，“血頭”坐船時，老謝不收錢。“我咋敢跟血頭要錢，他要是帶這些人包船去了，我到哪兒裝人 ”這筆賬，老謝算得很清楚。

　　47歲的龔傳海便享受着免費坐船的待遇。他是方圓幾十裡有名的“血頭”，每次都在油坊溝碼頭上船。與他一起上船的人，大多是他直接或間接介紹的。每介紹一個新人，采三次血漿後，血站會給龔傳海20元“勞心費”。這些人以後每采一次血漿，介紹人會提成一塊錢。表現好的介紹人，在年底還會有獎勵。去年，龔傳海完成了2000多袋，血漿站奬給他一床太空被和一箱梨花村酒。

　　龔傳海是在孩子舅舅的介紹下去的血漿站。那是2000年，他連續去了三次，但都沒“抽血”，“總感覺丟人”。可家裏每年上繳提留就得五六百元，收成不好的年頭，地裡收的糧食全賣了也不夠。家裏不僅沒糧可吃，還得花一大筆錢給妻子做手術。

　　第四次去血漿站後，龔傳海決定“豁出去了”。在那裏，他也接受了一番教育，知道自己是在“獻血漿”而非“賣血漿”。這個方圓幾個村子裡最早“搞那個的”人，聽到別人說“賣血漿”，往往不高興，並且會聲明“我們這是獻血漿”。

　　同樣不高興的，還有血漿站站長李光成。

　　“我只要聽到‘賣血漿’，心裏就老不高興。”他強調，“人家的奉獻遠遠不止100多塊錢。”這位站長要求他的護士，在採集完血漿後，不能將血漿袋隨手扔在檯子上，“這樣會給人家造成心理創傷”。他還建議護士最好雙手輕輕放下袋子，最後還要向供血漿者說一聲感謝。

　　在李光成看來，“獻血漿”是“一種高尚的行為”。但在山村裡——尤其是老人們眼中，是種“難以接受的行為”。“狗日的，肯定賣血去了，血賣了賣油，油賣了賣骨頭。”看見龔傳海回來，村裡一位老人隨口駡道。早期，血漿站曾獎勵過龔傳海一副對聯和門畫，但他不敢往門上貼。上中學的兒子，曾勸他別獻了。

　　“生活怎麼辦 總得搞錢吧 ”他把兒子給噎了回去。每次進城，龔傳海都會換一身稍新的乾淨衣服，回來後，妻子會給他燉碗鷄蛋糕，或是煮個鷄蛋，他還會喝一杯黃酒活活血。他所在的村民小組，已有幾十個人找過龔傳海，希望他介紹他們去獻血漿。有些身體不合格的，還試圖找他去疏通關係。

　　“沒錢使嘛，你不獻 總不能坐吃山空吧 ”龔傳海說，村民們大都跟他的想法差不多，“在家閑坐着也是坐着，獻了還有100多塊錢。”偶爾，這個“血頭”也會一聲嘆息，他發現，村子裡有手藝的人，都出去打工了，而自己沒什麼手藝，“只能做這兩頭不見天的事”。

　　但他時常也會安慰自己，“現在日子總算好過了”，因為在他出生前後，他們家經常需要到處討飯吃。坐在23年前結婚時蓋的土房裏，他會與家人一起“憶苦思甜”。然後，每隔一周的周四，他會趕十幾裡山路，去坐老謝的船進城。與周文芬不同的是，他是“血頭”，老謝不會收他的路費，他能多掙4塊錢。

　　“生意還不錯，來抽血的人挺多”

　　在距離終點約15分鐘航程時，船拋錨了。柴油機發生了故障。船開始在河面起伏漂流，乘客一陣騷動，經過近5分鐘搶修，船得以前行。尚未開出10米，機器再次熄火。幸運的是，風是吹向近河岸的，在顛簸漂流了更長一段距離後，船終於靠岸。與此同時，河對岸縣城的上空，飛起片片煙花，這讓這一次拋錨，變得不再那麼沉悶。絢麗的煙花在陰沉沉的天空裡，整整響了五六分鐘。

　　煙花過後，船重新啟程。老謝從船頭的乘客開始，挨個收路費。賣菜的農民們，抱怨他耽誤了他們做生意的最佳時機；“搞那個的”人們，則大多默不作聲。

　　船一靠站，所有的人便以最快的速度衝出船艙，周文芬她們也被裹挾在這條匆忙的隊伍中。沿江的公路上，他們也成了腳步最匆匆的一隊人。靠近血漿站大門時，他們几乎都跑了起來，以便排到一個靠前的號。

　　他們注定是追不回被船耽誤的那一個小時了。

　　周文芬走進候采廳時，電子屏幕上顯示的是“1－220號准備交卡”，她們以前看到的是“1－120號准備交卡”。劉開連排在313號，周文芬雖然是304號，但她最近幾次沒來，需要先做體檢。

　　她坐着等待體檢結果的位置，一周之前，是一個老家在城郊農村的女人坐在那裏等待體檢結果。男人在城裡做小生意，這個女人在家帶孩子，這是她第一次來。孩子開學上小學二年級，每月要交150元早餐費。聽說賣一次血漿有160多塊錢，她早上8點就來做了體檢。

　　“你知道抽血痛不痛 ”隔一會兒，她就會怯生生地向身邊不同的人問一遍。

　　血漿站大樓門口，掛着“鄖縣單采血漿站有限公司”和“鄖縣食品藥品監督局”的牌子。牌子下面，一群人大都席地而坐，或閑聊着家長裡短，或玩紙牌游戲“鬥地主”，或伸着腦袋圍觀，還有人舔着價格在兩毛到五毛不等的綠色棒棒糖，以便獲取糖分補充能量。他們都是剛剛采完血漿的農民。

　　不少人是帶着年幼的孩子進城的。孩子們或拿着棒棒糖，或吃着一元一袋的鍋巴。血漿站大樓下依次開着11家小店，其中9家賣副食和百貨。

　　“生意還不錯，來抽血的人挺多。”在離大樓門口最遠的一家店裏，店老闆說。

　　5毛錢的冰雪牌綠豆冰棒，一袋裝兩根。不少父母喜歡買，一根給孩子，一根自己吃。不過，抽完血後，他們才能吃，因為血頭早已交代過，“抽血之前，不能吃豆類食品”。吃完這根冰棒，差不多就到血漿站的班車送他們回鄉下的時間了。為了趕上班車，這些大人和孩子，凌晨4點就得起床。

　　但這班車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坐。來自城郊農村的一個黃衣女人，是自己騎摩托車來的，班車不經過她家。這個排在131號的女人，一邊逗兒子，一邊等候工作人員喊自己的名字。在她身後，是大柳鄉的一個“血頭”。他夾着黑色公文包，大聲向一個同鄉男子交代注意事項。“抽血前，肉不能吃，黃豆、綠豆也不能吃，還有你老婆炒的花生米也不能吃。”最後，“血頭”囑咐男子抽完血後，不要在城裡亂跑，以免誤了班車。

　　而樓下，抽完血的人們，正提着大大小小的袋子等班車。有買了魚和噴霧器的男人，也有買了一塑料袋蘋果、一個鋁合金盆或幾袋鹽的女人。不過，周文芬並不羡慕這些有免費班車可坐的人。因為坐班車的人，血漿站不給發路費；坐船的人，則可以領到路費8元，而老謝只收4元。這樣，同樣一袋血漿，周文芬可以比那些坐班車的人多賺4塊錢。

　　賺錢的過程，還是和往常一樣，針頭刺進血管時，周文芬便有些發暈。當袋子被血漿充滿，機器停止運轉時，她几乎暈厥。那168元錢，是劉開連代她領的。然後，她被劉開連和桂芳攙扶到二樓食堂。她們把那根黃瓜分着吃了。等她們拿着采血漿的小票，免費在食堂裡喝了點粥，吃了點饅頭後，時間已是下午一點半。

　　“自己是女的，身體搞壞了就算了”

　　船將在兩點返程。考慮到周文芬的身體狀況，3個女人決定花5元錢坐出租車。這對她們來說是一個“奢侈”的選擇。對高從芬來說，更是“想都不敢想”。她第一次到血漿站，是跟老董順着公路走到縣城的，花費了4個多小時。由於很少缺勤，老董曾被鄖縣血漿站組織參加“獻血漿”宣傳活動。2007年“世界獻血日”，恰逢鄖縣血漿站建站10周年，縣裡舉行了隆重的慶典活動。

　　血漿站組織供血漿者排練小品，告訴人們“抽血對身體沒影響”，還發給每人一件T恤衫，上面印着“我獻漿，我健康”。老董的任務，是打着“獻漿光榮”的標語，喊着口號，跟隨隊伍在街道上遊行。“丟人，哪是光榮！”高從芬說。她怕別人笑話自己“日子過不下去了，才去賣血”，曾試圖洗掉T恤衫背後那六個字。

　　結果證明，她純屬徒勞，那幾個字至今依稀可見。這也讓那件T恤衫從此長卧箱底，穿了那一天后，老董再也沒穿過。“說到底就是人家給你點錢，不算啥子光榮不光榮。”老董對妻子的說法，並不完全贊同。他家原本在村裡還算不錯，因為孩子上學，反倒“成了最窮的”。

　　更何況，他們眼下正需要錢蓋新房子。老房子已弱不禁風，高從芬常常用衛生紙塞住耳朵睡覺，夜裏颳風時，她聽着害怕。有一次，大風過後，娘家弟弟打來電話一直沒人接。他擔心姐姐家房子被風吹塌，第二天專程前去查看，發現沒人在家。

　　高從芬回家後，發現弟弟在門上用黑炭寫下“三姐，你不要抽血了”。“不讓抽血了，你供我們娃子讀書啊 ”當天晚上，給弟弟打電話時，高從芬開口就是這句話。盡管獻漿卡上的“獻漿須知”第四條規定。婦女月經期暫不能供漿，但高從芬顧不上這些。挖地基借的兩萬塊錢，他們得靠抽血慢慢還。

　　有時候，這個女人反倒會勸丈夫少去幾次。在她看來，“家裏面總得有人撐着”，“自己是女的，身體搞壞了就算了”。周文芬也是這麼勸丈夫老高的。她曾和老高一起到血漿站，最終她還是沒讓丈夫抽。2008年，周文芬抽血漿再加上老高種地，一共攢下了2000多塊錢。她為自己和丈夫各買了一副850元的棺材，剩下的1000多塊錢，她讓兒子拿去給孫子治病。

　　她曾去醫院找到醫生。“我孫子如果用得上我的血，我給他輸。”她告訴醫生。“醫生說不行，配不上。”站在自家的麥秸堆前，這個鄉下女人邊說邊抹眼淚。在回家的船上，一旦發暈，她會找老謝要杯熱水

　　從家到血站的這段航程，周文芬們已經很熟悉了。但對自己的血漿流出身體後的歷程，周文芬們卻所知甚少。這天，從周文芬身上抽出的這袋血漿，會和其他69袋血漿一起，被放到零下50攝氏度的冷凍庫裡，大約半小時後，這些血漿就會凍成冰塊。然後，它們會被運入零下30攝氏度的冷凍庫，保存一個月，等待武漢過來的貨車。

　　這些血漿被拉到武漢之後，每袋大約可以製成一支半的人血白蛋白，據說每支人血白蛋白的價格在600元左右。如此算來，一袋血漿最終創造出的金錢價值，大約850元。當然，或許只是個巧合，這與周文芳買的棺材同價。

　　但現在，周文芬只能帶着168塊錢，坐上這條回程的“血船”。這天下午2點，坐在船艙裡，周文芬呆呆地望着平靜無比的江面。身後的黃色背包裡，有一個空水杯。在血漿站，她用它來接開水。在回家的船上，一旦發暈，她會用它找老謝要杯熱水。

　　對這些要開水喝的乘客，老謝有求必應。他知道，這些乘船的女人，把血漿留在城裡後，還要坐他的船回到農村，等待下一次的航程。

　　這個縣長期以來是國家級貧困縣，也是南水北調中線的源頭庫區。早些年，江兩岸村莊裡的男人們，大多在船上挑沙，靠力氣掙錢，女人們在家操持家務和放牛養豬。只是每年夏天，當洪水頻發時，几乎都會發生船翻人亡的事件。女人們在山上放牛時，偶爾會看見浮屍從河面靜靜漂流而下，這也是她們最為自己的男人擔心的時刻。

　　在1998年前後，這種擔心沒有了。城裡的人們發明了挖沙機，沙船上不再需要這些男人的力氣。隨之而來的是，錢卻越來越難掙了。十堰市扶貧辦前主任曹芳明在一篇題為《當前農村致貧因素的調查與思考》的文章中提到，直到2004年，十堰市的縣市人均GDP只有3829元，這個數字還不到城區同一指標的1／7。與此同時，年人均純收入在668元以下的有38.16萬人，占全國絶對貧困人口的1．5％。

　　也是在1998年，時任鄖縣衛生局副局長的李光成領頭，建立了鄖縣單采血漿站。當時，他在鄖縣城關鎮衛生院租了3間平房，買了6台采漿機，找了4個人工作。供血的營養費由物價局規定，每次80元。根據鄖縣單采血漿站站長李光成的最新計算，血站的采血量從最早的每年1萬袋上升到現在的大約6萬袋，血漿站僅僅每年發給獻漿員的補貼費就達1000萬元。“按照人均2500元計算，就是個400人的企業，這在鄖縣也是很少見的。”他說。

　　於是，村裡越來越多的男人女人們想到了血漿站。“想錢嘛，不去怎麼辦 ”周文芬淚水漣漣地說。在自家的糧倉上，放着孫子騎着童車的照片，她一抬頭就能看見。

　　“扎着怕痛，不扎又不得過日子。”

　　不過這晚，周文芬並沒有休息好。睡前從天津打來的一個電話，讓她輾轉反側到凌晨3點。睡意目蒙目龍中，她聽見籠裡的公鷄叫了頭遍。那是兒媳婦打來的電話。醫院說，孫子若要住院，得先交8萬塊錢。為了給他治病，小高帶着妻兒到了天津，一邊打工一邊求醫。

　　兒女們本不讓她去“抽血”，因為“現在掙這點錢，以後不知道要花多少錢”。但周文芬還在堅持。她一直把寫着“血液可以再生，獻血漿有益健康”、“一人獻漿，全家受益”等宣傳口號的獻漿卡和身份證放在一起，“怕丟了就抽不成了”。不過，勸阻歸勸阻，每次抽完血，兒子還是會騎摩托車來接她吃飯，然後再送她到碼頭坐船回家。兒子常常發現，母親的“眼泡子都腫了”。

　　周文芬憂心的不是自己的疼痛和浮腫，而是時間。兩年後，她就55歲了。按照規定，女性超過這個年齡就不能供血漿了，她得抓緊時間，尤其今年春節後，營養費上漲，一袋血漿可以換回168元。腳下的山路，這些年已少有人走，多為荒草掩沒。她們好幾次差點兒摔倒，幸虧一把抓住路邊的枝條。但隨即會“啊”地叫出來，因為抓住的是野刺。

　　這些對於經常起早貪黑的農村女人來說，都不算什麼。她們最怕的，是經過農田時遇上蛇，再就是在“抽血”時暈過去。周文芬的血管並不好找，每次“抽血”都要扎三四次才能成功。這常常痛得她直冒汗，“衣服都濕透了”。去年冬天，在抽血過程中，她渾身顫抖，幸虧劉開連及時端過來一杯糖開水，這才讓她緩過勁來。

　　而劉開連第一次看到那個“像是給牛打針的針一樣粗”的針頭扎進自己胳膊時，她當場暈了過去。後來，針一紮進胳膊，她就把頭扭向另一邊。這事兒她至今不願被人提及。雖然被旁人說成“賣血”，但她更願意說自己是去“抽血”，其他供血漿者也大都如此。

　　在一個小山坡附近，劉開連停下腳步。“我們去年就在那兒狠狠摔了一跤。”她說。去年的一個雪天，她、周文芬和村裡另一個女人手拉手下山，結果三個人一起滾出去好遠。後來再遇到下雪天，她們會在前一天晚上就去孫家灣的親戚家住，這樣方便坐船。

　　而高從芬則“沒這個福分”，她住在離孫家灣更遠的鄭家河村。從2000年開始，她和丈夫老董就出門賣血。到了那天，他們得一早把豬喂飽，再把牛拴在山上。同時，去抽血也需要在人前遮遮掩掩。“去之前也怕人說。可考慮到缺錢，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先抽了再說。”這個51歲的中年婦女無奈地說。

　　那時，兒子剛上高中，家裏的房子也搖搖欲墜。她跟老董到血漿站時，發現院子裡都是排隊的人。一直等到半夜，他們才輪上。看着“那針跟給豬打針的針一樣粗”，高從芬還沒開始抽，就覺得有點發暈。大約半小時後，從她身體裡抽出來的血漿，被放在一個小推車裡，推到另一個房間。而還有些發暈的高從芬，起身去發放營養費的窗口，簽名領到83元錢。

　　她身體的不適感也隨之消失，因為“錢拿到手了，就只顧着高興了”。而丈夫老董則抱怨采血的機器太不懂得體恤人：“日他個媽，那個機器準得很，一斤二兩的袋子，差眼淚個兒那麼大一滴都不行，非要給你抽夠才行。”

　　“他們都是遭罪的人！”

　　高從芬的娘家就在楊家溝村。有關她這些年“賣血供兒子讀書”的事，周文芬等這些娘家人並不陌生。方圓幾十裡內的抽血者，她們差不多能一一道來。畢竟，大家常坐同一條船，做同樣的事情。

　　在往孫家灣跑了半年後，附近抽血的人越來越多，在“血頭”的帶領下，30多人決定包船。每隔一周的周一，這條船就會從距高從芬家不遠的韓家洲出發，裝着一船人，直奔血漿站。

　　在漢水流經的鄖縣縣城上下游河段，就有了這3條在特定的時間被人稱為“血船”的船。在固定的時間，它們載着一批相對固定的特殊乘客，往返於起點與終點。其他數千名供血漿者，則通過血漿站專門購置的班車或是其他方式，往返於城鄉之間。

　　“扎着怕痛，不扎又不得過日子。”指着臂彎處大小不一的針眼，高從芬反問道，“你說日子要是過得好端端的，誰會去受這個罪 ”兒子上大學每年學費就得5000元，從高中起，他的學費和生活費，大多靠老兩口抽血。她原本以為，兒子大學畢業工作後，她就可以不再“受這個罪”了。

　　可一切都非這個鄉下女人所能預料。兒子不僅很長時間沒找到工作，而且後來還被同學騙進一個傳銷窩點。對方打來電話，要他們交3000塊錢贖人。“你現在就是啃他骨頭吃他肉，我也沒辦法。”高從芬告訴對方，“我們身上連血都沒了，別說是錢。”

　　“她們都是遭難的人。”老謝說。

　　十年來，河水或洶湧激蕩，或靜靜流淌，作為這河段上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唯獨這條船風雨不變，給大河兩岸的山裡人，帶來不少方便。老謝也成了人們口中的“好人”。爬過3個小山頭，穿過山頂的松樹林、山腳下的稻田和河灘上的玉米地，周文芬等人終於趕到了河邊。這時天色微亮，剛好6點。“等等她們吧！”劉開連對老謝說。同村另外4個抽血的女人，還走在半山腰上。

　　“這些人都是搞那個的。”一個過河的女人對身邊的女人嘀咕道。柴油機轟鳴，對方沒聽清楚，說話的女人用胳膊肘拐了她一下，同時斜了斜眼睛瞅着劉開連她們，壓低嗓門兒說，“賣血的！”差不多10分鐘後，船開了，10個乘客，7個是去“搞那個的”。

　　等船的間隙，劉開連掏出包裡的一根黃瓜對桂芳說：“到時候我們仨分着吃了，心裏會舒服點。”她告訴這個第一次來抽血的女人，長期抽血的人，出門前會帶上白糖或奶粉，或者是橘子和蘋果，還有人會帶自家曬的紅薯條。船至油坊溝碼頭，背着大包小包的人湧上了船，頓時塞滿了船艙。

　　這已是立秋後的第11天，河面上又濕又涼。進城走親戚的一位中年婦女拉開艙門，探頭看了一眼又縮回身來。“都是些賣血的。”她嘟囔道，臉上明顯不悅。

　　“生活怎麼辦 總得搞錢吧 ”

　　船艙逼仄而空氣污濁。周文芬想鑽出艙透氣，可江面上突然下起雨來，她不敢淋雨，只好鑽了回去。這一船人裡，有30來個是“搞那個的”，每人進城收3塊，返程收1塊。價格是“血頭”跟老謝講的，“血頭”坐船時，老謝不收錢。“我咋敢跟血頭要錢，他要是帶這些人包船去了，我到哪兒裝人 ”這筆賬，老謝算得很清楚。

　　47歲的龔傳海便享受着免費坐船的待遇。他是方圓幾十裡有名的“血頭”，每次都在油坊溝碼頭上船。與他一起上船的人，大多是他直接或間接介紹的。每介紹一個新人，采三次血漿後，血站會給龔傳海20元“勞心費”。這些人以後每采一次血漿，介紹人會提成一塊錢。表現好的介紹人，在年底還會有獎勵。去年，龔傳海完成了2000多袋，血漿站奬給他一床太空被和一箱梨花村酒。

　　龔傳海是在孩子舅舅的介紹下去的血漿站。那是2000年，他連續去了三次，但都沒“抽血”，“總感覺丟人”。可家裏每年上繳提留就得五六百元，收成不好的年頭，地裡收的糧食全賣了也不夠。家裏不僅沒糧可吃，還得花一大筆錢給妻子做手術。

　　第四次去血漿站後，龔傳海決定“豁出去了”。在那裏，他也接受了一番教育，知道自己是在“獻血漿”而非“賣血漿”。這個方圓幾個村子裡最早“搞那個的”人，聽到別人說“賣血漿”，往往不高興，並且會聲明“我們這是獻血漿”。

　　同樣不高興的，還有血漿站站長李光成。

　　“我只要聽到‘賣血漿’，心裏就老不高興。”他強調，“人家的奉獻遠遠不止100多塊錢。”這位站長要求他的護士，在採集完血漿後，不能將血漿袋隨手扔在檯子上，“這樣會給人家造成心理創傷”。他還建議護士最好雙手輕輕放下袋子，最後還要向供血漿者說一聲感謝。

　　在李光成看來，“獻血漿”是“一種高尚的行為”。但在山村裡——尤其是老人們眼中，是種“難以接受的行為”。“狗日的，肯定賣血去了，血賣了賣油，油賣了賣骨頭。”看見龔傳海回來，村裡一位老人隨口駡道。早期，血漿站曾獎勵過龔傳海一副對聯和門畫，但他不敢往門上貼。上中學的兒子，曾勸他別獻了。

　　“生活怎麼辦 總得搞錢吧 ”他把兒子給噎了回去。每次進城，龔傳海都會換一身稍新的乾淨衣服，回來後，妻子會給他燉碗鷄蛋糕，或是煮個鷄蛋，他還會喝一杯黃酒活活血。他所在的村民小組，已有幾十個人找過龔傳海，希望他介紹他們去獻血漿。有些身體不合格的，還試圖找他去疏通關係。

　　“沒錢使嘛，你不獻 總不能坐吃山空吧 ”龔傳海說，村民們大都跟他的想法差不多，“在家閑坐着也是坐着，獻了還有100多塊錢。”偶爾，這個“血頭”也會一聲嘆息，他發現，村子裡有手藝的人，都出去打工了，而自己沒什麼手藝，“只能做這兩頭不見天的事”。

　　但他時常也會安慰自己，“現在日子總算好過了”，因為在他出生前後，他們家經常需要到處討飯吃。坐在23年前結婚時蓋的土房裏，他會與家人一起“憶苦思甜”。然後，每隔一周的周四，他會趕十幾裡山路，去坐老謝的船進城。與周文芬不同的是，他是“血頭”，老謝不會收他的路費，他能多掙4塊錢。

　　“生意還不錯，來抽血的人挺多”

　　在距離終點約15分鐘航程時，船拋錨了。柴油機發生了故障。船開始在河面起伏漂流，乘客一陣騷動，經過近5分鐘搶修，船得以前行。尚未開出10米，機器再次熄火。幸運的是，風是吹向近河岸的，在顛簸漂流了更長一段距離後，船終於靠岸。與此同時，河對岸縣城的上空，飛起片片煙花，這讓這一次拋錨，變得不再那麼沉悶。絢麗的煙花在陰沉沉的天空裡，整整響了五六分鐘。

　　煙花過後，船重新啟程。老謝從船頭的乘客開始，挨個收路費。賣菜的農民們，抱怨他耽誤了他們做生意的最佳時機；“搞那個的”人們，則大多默不作聲。

　　船一靠站，所有的人便以最快的速度衝出船艙，周文芬她們也被裹挾在這條匆忙的隊伍中。沿江的公路上，他們也成了腳步最匆匆的一隊人。靠近血漿站大門時，他們几乎都跑了起來，以便排到一個靠前的號。

　　他們注定是追不回被船耽誤的那一個小時了。

　　周文芬走進候采廳時，電子屏幕上顯示的是“1－220號准備交卡”，她們以前看到的是“1－120號准備交卡”。劉開連排在313號，周文芬雖然是304號，但她最近幾次沒來，需要先做體檢。

　　她坐着等待體檢結果的位置，一周之前，是一個老家在城郊農村的女人坐在那裏等待體檢結果。男人在城裡做小生意，這個女人在家帶孩子，這是她第一次來。孩子開學上小學二年級，每月要交150元早餐費。聽說賣一次血漿有160多塊錢，她早上8點就來做了體檢。

　　“你知道抽血痛不痛 ”隔一會兒，她就會怯生生地向身邊不同的人問一遍。

　　血漿站大樓門口，掛着“鄖縣單采血漿站有限公司”和“鄖縣食品藥品監督局”的牌子。牌子下面，一群人大都席地而坐，或閑聊着家長裡短，或玩紙牌游戲“鬥地主”，或伸着腦袋圍觀，還有人舔着價格在兩毛到五毛不等的綠色棒棒糖，以便獲取糖分補充能量。他們都是剛剛采完血漿的農民。

　　不少人是帶着年幼的孩子進城的。孩子們或拿着棒棒糖，或吃着一元一袋的鍋巴。血漿站大樓下依次開着11家小店，其中9家賣副食和百貨。

　　“生意還不錯，來抽血的人挺多。”在離大樓門口最遠的一家店裏，店老闆說。

　　5毛錢的冰雪牌綠豆冰棒，一袋裝兩根。不少父母喜歡買，一根給孩子，一根自己吃。不過，抽完血後，他們才能吃，因為血頭早已交代過，“抽血之前，不能吃豆類食品”。吃完這根冰棒，差不多就到血漿站的班車送他們回鄉下的時間了。為了趕上班車，這些大人和孩子，凌晨4點就得起床。

　　但這班車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坐。來自城郊農村的一個黃衣女人，是自己騎摩托車來的，班車不經過她家。這個排在131號的女人，一邊逗兒子，一邊等候工作人員喊自己的名字。在她身後，是大柳鄉的一個“血頭”。他夾着黑色公文包，大聲向一個同鄉男子交代注意事項。“抽血前，肉不能吃，黃豆、綠豆也不能吃，還有你老婆炒的花生米也不能吃。”最後，“血頭”囑咐男子抽完血後，不要在城裡亂跑，以免誤了班車。

　　而樓下，抽完血的人們，正提着大大小小的袋子等班車。有買了魚和噴霧器的男人，也有買了一塑料袋蘋果、一個鋁合金盆或幾袋鹽的女人。不過，周文芬並不羡慕這些有免費班車可坐的人。因為坐班車的人，血漿站不給發路費；坐船的人，則可以領到路費8元，而老謝只收4元。這樣，同樣一袋血漿，周文芬可以比那些坐班車的人多賺4塊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