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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出局 政治局委員兼地方官機制需反思

http://news.sina.com   2012年04月11日 15:31   澳洲日報

  中共高層已對薄熙來政治生涯蓋棺定論,毫無輓回余地。曾經CNN眼裏的“亞洲最有影響力人物”,大陸的“小馬哥”,重慶百姓心中的“紅色書記”、“民生書記”就此走下舞台。揭開薄熙來光鮮的面紗,他的所作所為讓人痛心。同時,薄熙來事件也為中共再一次敲響警鐘,政治局委員兼任地方大員的機制,是否也是讓薄熙來越走越遠的其中一個原因,值得反思。

  胡時代政治局委員兼地方官成形

  從歷史沿革看,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十一大至今天的十七大,屬胡錦濤主政的十六大和十七大領導班子,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任地方官員的數量最多。

  在十一屆(1977年-1982年)、十二屆(1982年-1987年)中央政治局名單中,只有倪志福曾兼任天津市委書記,彭沖曾兼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以鄧小平為核心的十三屆(1987年-1992年)中央政治局中,有3位兼任地方要員。分別是:李瑞環在1987年-1989年兼任天津市委書記;李錫銘在1984年-1992年兼任北京市委書記;楊汝岱在1987年-1992年四川省委書記。

  而後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十四(1992年-1997年)、十五屆(1997年-2002年)中央政治局中,各出現過4位兼任地方要員。分別是:第十四屆的吳邦國於1992年-1994年兼任上海市委書記;陳希同於1991年-1994年兼任北京市委書記;姜春雲於1993年-1994年兼任山東省委書記;謝非於1993年-1998年兼任廣東省委書記。第十五屆的李長春於1997年-1998年兼任河南省委書記、1998年-2002年兼任廣東省委書記;吳官正於1997年-2002年兼任山東省委書記;賈慶林於1997年-2002年兼任北京市委書記;黃菊於1994年-2002年兼任上海市委書記。

  而後,到了胡錦濤主政的第十六(2002年-2007年)、十七屆(2007年-2012年)中央領導班子中,由政治局委員兼任地方要員呈爆髮式增長。包括:劉淇從2002年至今兼任北京市委書記;王樂泉於2002年-2010年兼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張立昌在2002年-2007年兼任天津市委書記;張德江於2002年-2007年兼任廣東省委書記;陳良宇在2002年-2006年兼任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先在2002年-2007年兼任湖北省委書記,後從2007年開始兼任上海市委書記。還有汪洋、張高麗從2007年至今,分別兼任廣東省委書記、天津市委書記。再就是薄熙來從2007年開始兼任重慶市委書記,這也是自重慶自1997年列為全國第4個直轄市後,首次由政治局委員兼任市委書記。

  對比發現,在胡錦濤主政之前,直轄市的地方官雖然也有政治局委員兼任,但並非絶對,也沒有一個定論。但自胡錦濤主政後,北京、上海、天津,包括後來的重慶,這4個直轄市的主帥都由政治局委員擔任,直轄市的市委書記由政治局委員兼任似乎形成慣例。

  需防“上馬管軍、下馬管民”權傾一方

  政治局委員兼任地方大員,利弊互現。有利的方面有很多,比如說,中共能夠容易“掌握”地方重點省份。其實不難發現,由政治局委員去兼任地方要員的地方,都是重點省份,或者說是在當時歷史時段下有“特殊意義”、有“示範性”作用的省份。

  幾個直轄市自然不在話下,再看廣東、新疆的安排就一目了然了。再比如說,對於中央工作重點、精神的傳達,能保障上級政令的暢通,上下級的溝通等等。再一個更為直接的好處就是資源調配更為方便。就拿重慶來說,為將其打造成西部的明珠,從而帶動整個中西部的發展,又是把重慶市確定為“國家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又是確定為“國家中心城市”,又是特批兩江新區為全國第三個副省級新區等等,還特別將重慶建設成為西南地區重要的物品集散地,重要的離岸金融中心和國際金融結算中心。

  但反過來說,由政治局委員兼任地方大員,已經出現過幾次問題。從陳希同、陳良宇,再到今天的薄熙來,這就不得不引起反思。原來是地方服從於中央,但由於政治局委員已是中央決策層,從方針政策到高層人事都會直接涉及,而一些中央部級官員因黨內身份低,反而處於決策圈外,同政治局委員兼任的地方官的關係極易發生扭曲。如果以政治局委員身份兼任地方官的人,能夠謙虛、收斂,問題還不大;如果反之,甚至利用這種身份為自己圖名圖利,將導致中共對官員的治理出現極大漏洞。例如薄熙來在重慶“折騰”,大搞“小王國”,就讓政治局委員在地方的關係出現了扭曲。薄熙來正是利用了這樣一個不一樣的身份,利用政策、利用資源、利用輿論,為己造勢。這暴露出,當原本所有的“便利”被人為“利用”時,結果就會走向了極端的反面。

  就薄熙來事件來說,政治局委員兼任地方大員的機制,至少造成了中央的監督失效。試想,如果沒有王立軍在被逼無奈下,擅自跑去了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薄熙來光鮮形象背後的這些事情就不會立刻爆發出來,今天若不爆發只會為日後的爆發累積更多能量,屆時所造成的影響更無法估量。

  由政治局委員兼任地方大員也容易造成資源的不合理傾斜。同級別的地方大員的“品級”本應該是一樣的,然而有了“補子”與“頂戴花翎”上的差別, 位高權重的地方大員的優勢就是,可更多地佔有或調動各種優質社會資源為己所用,首先這是極不公平的。但如果可以利用資源科學發展也是沒有問題的,然而一旦地方大員獨斷專行,有什麼“不臣之心”或“異心”那就很麻煩了,利用特殊身份調動優質資源,不計代價、不計成本、不擇手段,資源就會為他所用,這就如同“打鷄血”。

  在觀察人士看來,這次薄熙來事件是一個典型的負面教材。身兼政治局委員的地方大員,一旦有了野心,就很容易仗着位高權重而産生“小朝廷”。以往封疆大吏們就“上馬管軍、下馬管民”權傾一方,如果再加上鐵腕人物理政,其後果不堪設想。地方大員的一言堂,可就是軍閥割據、占山為王的邏輯了。對此,中共還需進一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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