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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高層掀換妻高潮,部級高官痛訴嬌妻被高層霸佔

http://news.sina.com   2013年06月23日 06:59   澳洲日報

  縱觀中共高層的換妻潮,有兩次高潮,一次就是抗戰開始后的延安時期,再一次就是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更有甚者,有高官公然將基層戰士的妻子據為己有。據建國后官至省部級的陳辛仁在回憶錄中介紹了自己的一段血淚史:陳辛仁的妻子房紀在早年遭高層“霸佔”,一去不復返······

  陳辛仁(1915—2005),廣東普寧縣人,北平中國大學學生,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北方部的左翼作家。筆名辛人。1938年夏在新四軍任職,參加敵后抗戰和建立抗日根據地。皖南事變后,歷任新四軍第二師(淮南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長、中共淮南區黨委宣傳部長、新四軍(兼華東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長,中共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長,福建省教育廳廳長、華東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中共福建省委副書記、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調任中共江蘇省委常委、副書記、書記處書記,9月被委派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駐芬蘭大使。1959年回國后任國際關係學院院長、黨委書記,外交部黨委委員、北京外交學院黨委書記、副院長。

  陳辛仁身后,曾出版43萬字的《陳辛仁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版),除去革命歷程外,內中有一段詳細記述了自己的婚姻悲劇。

  妻子一去不復返

  1935 年,陳辛仁與妻子房紀在東京結婚,一年后生一女嬰。此時陳辛仁20歲,房紀17歲。這兩個熱血青年為了在革命的路上輕裝前進,把剛滿一個月的女兒送回老家交與母親撫養。此后兩年時間,兩人或在北平、或在香港、或在上海,時聚時散,漂無定所。抗戰爆發后,陳辛仁到新四軍軍部工作,房紀則到西北大后方寶鷄擔任地下黨的工作,組織上曾承諾,等房紀的工作一旦脫手,可立即來到新四軍軍部工作。分別幾個月后,陳辛仁曾接到薛暮橋夫婦從大后方帶來的一封陌生人寫的短信,說房紀很快就可以回到他身邊工作了。讀過信后,陳辛仁感到很奇怪,難道說房紀自己連寫幾個字的時間都沒有嗎?之后,由於戰事倥傯,上面幾次說盡快發電報將房紀調到軍部來工作,但前前后后有三四年時間,都沒有兌現。其間,陳辛仁還收到過房紀的四五封來信,等到皖南事變后,就再也得不到她的消息了。

  書中回憶,就在陳辛仁為妻子焦慮不安的時刻,讓他更為喪魂失魄的事情發生了。一天,軍政委饒漱石見到他,談話中突然明確地勸他“另外結婚”,並支支吾吾地說什麼可以批准他“另外結婚”。陳辛仁當時覺得很可笑,自己是已有妻室的人了,為什麼要“另外結婚”?即使要“另外結婚”,又何勞上級來“批准”呢?他再次向組織上提出,不是已經承諾要發電報調房紀來軍部工作了嗎,為什麼還提什麼 “另外結婚”,豈非咄咄怪事?直到這時,饒漱石才用一種嗤之以鼻的口氣說:“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你要知道,現在改名王茜的房紀,早就被人家調到他的辦公室擔任秘書職務了,與此同時,也兼私人秘書。他們已經結合到一起,這是兩廂情願的事情,如今木已成舟了!”聽到這裏,猶如一個晴天霹靂,勐烈地擊中了陳辛仁毫無准備的思想。但他還不清楚,搶走房紀的究竟是什麼人?他想痛哭一番,發泄重壓的感傷,但此時只剩下了憤怒的顫抖;他也想到大后方去說理,把房紀從那卑劣的魔爪中給奪回來,然而他也知道,在生米做成熟飯的情況下去干這樣的傻事,是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思來想去,陳辛仁只能不知所措地強忍着自己的心靈創傷。他呆呆地僵坐在一個小櫈上,悲憤地質問:“我不能理解,在那崇高的革命聖地,竟會發生了令前線指戰員寒心的惡劣行為。”

  落入貪戀美色的權力陷阱

  其實,如西諺所說:“美女與駿馬永遠是屬於部落酋長的。”縱觀中共高層的換妻潮,有兩次高潮,一次就是抗戰開始后的延安時期,再一次就是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延安時期,大批青年知識分子湧入延安,包括毛澤東在內中共高層紛紛易女而妻之,連忠厚老實如習仲勛,都未能免俗,與老土前妻離婚,換了一個北平來的女學生。就在這次和饒漱石談話之后,陳辛仁收到了一份通信地址是“陝西新華書店轉何凱豐交王茜”的信,信后的署名是“王茜”,信的內容是簡單的幾句話: “別來數年,不知音訊,相見無期,請另覓伴侶,善自珍攝。”這時,陳辛仁才清楚地判斷,這個改名換姓叫王茜的房紀,已經徹底落入了貪戀美色的權力陷阱裡,找到的是比她大12歲的何凱豐!

  不久,陳辛仁又得知,在搶佔房紀的同時,凱豐還無情地拋棄了與其同甘共苦的髮妻廖似光,而且是命令警衛員把她給趕出家門的,讓這個身經百戰的老紅軍也成為這場家庭崩解的一個受害者。

  再來看看凱豐此人,讀讀毛選,可看到有他好幾處名字。1906年出生的凱豐原名叫何克全,江西萍鄉市人,是中國共産黨前期領導人之一。在中共歷史上,凱豐不止一次反對過毛澤東,長征途中,作為六大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凱豐,曾譏諷毛澤東是靠着“孫子兵法”打仗;遵義會議上,凱豐還鼓動博古不要交出黨中央的 “挑子”。紅軍長征結束后,凱豐不但認了錯,還更加緊跟黨內公認的領袖毛澤東。但在七大期間,由於代表反對,凱豐落選,沒能進入七大中委,以后在黨內的地位也因此逐步下降。建國后,他先后任東北局委員、東北人民政府委員兼瀋陽市委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中央馬列學院院長。1955年3月因病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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