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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案或定性為中共建黨后最大貪腐集團

http://news.sina.com   2013年12月28日 17:28   澳洲日報

  據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12月29日消息,四川省政協主席李崇禧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這已經是繼原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原四川省委常委郭永祥之后,第三位被拿下的四川高官。而如果再加上李春城案不久,因工作有欠缺而辭職的原四川省省長蔣巨峰,從過往公開報導看,這幾位都和周永康有極密切的關聯。

  “踢倒周永康的这隻靴子何時落地”,在今天已經成了很多關心中國政治的人共同的疑問。這個案件從高層內部協商、溝通,到中央成立專案組,再到陸續有高官被調查已經歷時一年有余。有接近中共高層的消息人士多維新聞透露,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曾對此案調查情況表示,“案情重大,需特別慎重”。此時高層一直在斟酌的一個問題是是否要給周案帶上“集團”的帽子。從目前掌握的周案情況來看,這將是中共建國乃至建黨以來最大的貪腐案件,最終對外公佈案情時,甚至不排除將“周永康貪腐集團”直接定性為“建黨以來最大貪腐集團”的可能。

  黨羽衆多案情重大

  多維新聞自2013年5月份開始陸續刊發《梳理落馬官商關係網政法王勢力遭定點清除》、《老政法王再入法眼周永康命運幾何?》等文章,從當時四川政商兩界的異常現象梳理髮現當時中共已經有要將周永康“拿下”的意圖。

  雖然現在外界一直風傳周永康有“政變”圖謀,但是據可靠消息透露,這種说法並不屬實。例如周永康和薄熙來的關係,在海外的傳聞中,周和薄組成了政治同盟,意圖打亂中共在十七大上的高層人事佈局,不僅薄熙來將“上位”,甚至給蔣潔敏等人“封官許願”。

  該消息稱,截止目前,對於周的調查顯示周的問題仍然主要集中於經濟問題上,當然也包括濫權、用人不察等失職行為。即使他和薄的關係,也並非有政治圖謀的“盟友”,而更多的是一種“交好”,近似於在政壇的互相扶持,不過在中共的政治傳統中,這種“扶持”也是犯了大忌。

  據悉,通過對案件的順藤摸瓜,逐步排查,調查部門發現周案所涉及官員級別之高,數量之大,覆蓋系統之多以及涉案金額之大令人瞠目,也使得對於整個案件的偵破時間不斷延長。

  雖然目前尚不知曉周永康貪腐的具體涉案金額,但是從已經落馬的李春城、郭永祥、李崇禧、蔣潔敏、李東生來看,這些曾經身居高位的官員几乎已經可以認定都是周永康的黨羽,而他們與周永康之前的權錢交易、買官賣官、“黑金”往來也被消息人士稱為“難以置信的天文數字”。

  實際上對於中共高層來说,最令他們感到震驚和棘手的是周永康一案涉及的官員太多,級別太高。從目前已經掌握並拿下的牽連官員看,李春城系中國經濟第四大省的副書記,蔣潔敏掌管國資委,李東生是公安部排名第二的副部長……據可靠消息來源,包括周永康曾經的司機、服務人員以及他的老婆、孩子都已經進行了隔離調查。

  慎重斟酌是否定性“集團”

  將周永康及其黨羽定性為“最大貪腐集團”,是在慎重斟酌的一個問題,雖然高層仍在拿捏是否要在案情公佈時使用“以周永康為首、建國以來最大的貪腐集團”這個定性,畢竟“集團”這個詞在中共的語境中有着極為特殊的含義,很容易讓人想起階級鬥爭年代的那些“反革命集團”,相比“窩案”,“集團”背后的政治意味更為濃厚,但是周案的嚴重程度是毋庸置疑的。

  高層之所以慎用“集團”這個詞,是因為這個詞在中共歷史上特殊的存在痕跡。在中共的歷史上,自延安整風時期開始,一直到文革,有很多中共黨員被打成了“集團”。在20世紀20至30年代,中共黨內鬥爭激烈,很多人被“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甚至被打成形形色色的所謂“集團”,例如“AB團”、“社會民主黨”、“改組派”、“第三黨”、“托派”等等。

  從《人民日報》公佈的材料看,建國后最早被打成“反黨集團”的是高崗、饒漱石集團。

  隨着反右派鬥爭的開展,一大批在“整風”運動中的人,不僅被打成“右派分子”,還被打成“反黨集團”。如彭德懷等就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而后文革時期,打“反黨集團”進入第二個高潮。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原來把無數人打成“反黨集團”的人,也被打成“反黨集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林彪反黨集團”和“江青反黨集團”。

  因此,一提起“集團”就很容易讓人想起“反黨”,從而對其有了政治性的揣測。雖然如此,但是正如前文所说,周永康一案所涉及官員級別之高,數量之大,覆蓋系統之多以及涉案金額之大令高層震驚,這種狀況曾經一度讓相關部門擔心是否要繼續調查下去。不過最終在習近平和王岐山反腐決心的強力推動下,對於周的調查得以繼續。因此,決策層也在審慎考慮是否有必要重提“集團”,強調此案的嚴重性,震懾官場。

  欲比肩毛鄧需殺虎樹威

  經過周永康一事,中共高層愈來愈開始反思,在過去的十年,為何會出現周永康這樣的“巨貪”,不僅能一直“帶病提拔”、發展黨羽,甚至最終位居高位、成為政治局常委?在中共“賢能政治”選賢任能的制度下,什麼樣的漏洞形成了這種土壤?這固然可以歸結為時代、制度和人性,但在一些了解習、王看來,他們已經決定要借助周案,將這種情況“整個翻過來”,要將其成為一個中國反貪史乃至政治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至於為何習近平希望借助周案開啟一個新紀元,還有一個原因是在十八大后中共官方的宣傳中,一直在向外界傳遞一個“斷代”的信號。將習近平塑造為一個繼毛、鄧之后的政治領袖。例如在理論宣傳中,官方已經將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做了總結分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包括了鄧小平理論、江澤民“三個代表”理論和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因此習近平就將扮演起一個“繼往開來”的形象。

  正是在這種“頂層涉及”思維的指導下,習近平對中國政治、社會方方面面試圖進行革新。例如做出了“中國夢”的理論初級階段表述、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后開啟了全方位的“二次改革”等種種措施。對於能夠得民心、警官場的反貪行動,習近平也希望能拿出一個有標誌性意義的成果。畢竟今天回頭看,毛澤東時代對於“集團”的定性更多的停留在政治層面,當時更多“打掉”的“反革命集團”,不過民衆依然對於中共建政后槍斃時任天津地委書記、石家莊市委副書記劉青山,原天津專區專員、天津地委書記張子善記憶尤深。而對於鄧小平的記憶更多的集中在除掉以“四人幫”稱呼的“江青反革命集團”(雖然當時是華國鋒和葉劍英直接下達命令),隨后的改革開放政策下伴隨而生的官員貪腐情況也在今天成為很多人詬病鄧小平的重要原因。因此,欲要比肩毛鄧,習近平就必須要將周永康及其黨羽一挖到底,毫不手軟,“該怎麼辦就怎麼辦”的大原則下明正典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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