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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京城記:一場人口疏散大戰

http://news.sina.com   2017年05月18日 20:49   僑報

  【僑報記者王伶羽北京報導】“再見了,北京,”站在開了八年的空空蕩蕩的包子鋪裏,來自東北的李艾在心裏默默地這樣说道。這一次她明白,自己是真的離開了。在這場浩浩蕩蕩的治理“開墻打洞”攻堅戰中,北京政府並不避諱提及“疏散人口”,反而將它作為目標之一。

  一則北京市政府通知表示,將把人口上限設置為到2020年以前“常住人口”在2300萬人以內,之后“長期穩定控制在2300萬人左右”。而4月發布的市政數據顯示,去年北京中心地帶常住人口減少了35.3萬人。目前,北京人口官方數據接近2200萬人。

  被“動刀”的對象是外來人口最為集中的低端服務業。從2011年開始,北京就開始對小百貨、小食雜店等17類業態提升審批准入,約涉及30萬戶商業主體、100萬流動人口。實施“以業控人”的第二年,北京個體戶驟降了14萬戶。

  兩年之后,“‘動批’要動了”的消息一經發出,所有外地人都意識到,北京這座被評為中國“最具吸引力”的城市已不再適合他們。

  “離開的都是沒文化的窮人,留下的都是高學歷,”只有大專文憑的李艾這樣自嘲地向記者说道。她的一個老主顧,同樣來自東北、有“穩定工作”的女孩卻成了“新北京人”。這個新名詞誕生於今年4月,與“開墻打洞”的消息一起,在中國社交媒體上被刷屏。

  北京天安門附近的南池子大街,經過治理后,這裏的商鋪全部會還原成以前的模樣,今年五月后,這些商戶全部要遷走。(僑報記者鐘穎攝)

  抗擊城市病

  如果將這場史無前例的“開墻打洞”攻堅戰,用動画表現出來,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起初是在街道邊進行,慢慢的延伸到了每條衚衕、甚至是背街小巷。

  李艾就是這樣一步步看着拆遷隊拆到了她的包子店門口的,店鋪的樓上就是居民區,盡管她再三強調自己開了八年的店,是全部生活費用的來源,且不曾收到擾民投訴,但依然於事無補。

  她所在的豐台區是“開墻打洞”數量最多的區。有5000戶,其次是海淀3341戶、西城3000戶、東城2300戶和朝陽1800戶。

  4月,北京政府公佈了通過為人口設置上限和縮減城市建築面積對抗“城市病”的計劃。多個大學校園和低級別政府部門已確定遷往河北省的多個工業城市。而在北京城內,這場運動的表現就是拆除小店鋪和小企業。

  根據2011年的數據,這些小店鋪和小企業占了北京經濟35%的比重,其納稅卻只占北京稅收的7.5%。北京市工商局局長陳永在一次工作會議上透露,一是“開墻打洞”商戶登記將受限制,二是今年將繼續嚴控新增不符合首都功能市場主體進入首都市場。

  在此之前,網約車新規中的“京人京車”也被認為是“疏散人口”的做法之一。同時,非京籍兒童的入學難度一直在增加。

  “早就知道會有這麼一天,外面風言風語的,说什麼的都有,但我總以為會來的慢點,”李艾说。八年前,來到北京時,李艾感受到了北京對外地人的寬容和友好,但如今,她已經意識到自己所在的低端服務行業,已成為最不受北京歡迎的群體。

  拆除的商戶背后,是無數外地人的離開。而這背后是,一直處於“步步為營,節節敗退”狀態的北京市人口規模控制指標,從400萬,到1000萬、1250萬,再到1800萬,北京的人口一直處於失控狀態。

  老北京人在感嘆,自己童年時那個安靜的北京哪去了?而感慨之外,是嚴重的空氣污染和交通擁堵。李艾們也是受害者之一。

  “以業控人”的口號在北京已提出多年,但成效並不大。真正讓李艾意識到“動真格”是在2013年,建設於上世紀80年代的北京動物園服裝批發市場,准備外遷的時候。

  作為中國最著名的服裝批發市場之一,“動批”營業面積30萬平方米,服裝批發攤位約1.3萬個,物流企業20余家,從業人員超過3萬人。從疏散人口的角度來说,猶如一顆毒瘤。

  然而當時政府給出的说法是“(動批)已經不適應北京建設世界城市的發展需求,建議外遷。”三年后,北京市的常出人口增量和增速持續下降。

  市民的爭議

  “就起床的一會兒工夫,門口的包子店就沒了,”一大早,李艾的老主顧之一,一位北京的老太太就拉着李艾的手抱怨到,“北京人也得吃飯啊,沒了你們,我們到哪買飯買菜去?”

  而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開墻打洞”后最有成效的疏散人口,早已遭到了非議。“除了‘開墻打洞’的商鋪,一夜之間,那些賣菜的流動攤鋪也被清理的乾乾淨淨,”一位自稱居住在北京永豐屯村的用戶這樣说,“聽说是上面下了指令,‘必須迅速清理乾淨’。”位於北京海淀區西北旺鎮的永豐屯村是一個標準的人口流動最為密集的“城中村”。

  2015年11月,北京市人民政府辦公廳印發的《北京市城鄉結合部建設三年行動計劃(2015—2017年)》提出,到2017年底,累計調減城鄉接合部地區人口約50萬人。海淀區政府要求西北旺鎮“清走”兩萬外地人口,鎮政府再把任務下達到村裏。

  曾經在“城中村”居住過的李艾對此感同身受,她有些困惑,“我們這些年輕人,還可以重新回老家找工作,但是很多賣菜的菜販子年齡都很大了,你讓他們去哪裏呢?難道不會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嗎?”

  這是當下中國所有大城市的縮影。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大城市住戶意識到了外地人口的重要性,每年過年外來務工人員返鄉時,本地人守着一座空城,卻發現無處買菜,叫外賣無人接應。

  中國的人口專家們早已為此吵翻了天。“我們覺得因為人多所以造成城市問題,所以疏散人口,但是疏散人口恰恰造成更多問題。”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陸銘認為,將市中心人口疏散至郊區,導致通勤的頻率和成本增加,最終將導致原來的經濟活動消失,城市扁平化。

  他甚至更為直接地表示,“政府管制人口規模會導致很多問題,低技能勞動力短缺就是其中之一,目前一綫城市已經出現了服務業勞動力大量短缺的問題。低技能勞動者流入不夠,導致勞動成本和服務價格上升,從而影響到城市的競爭力。”

  “沒有外來人口,京滬經濟早就垮了,”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研究員易富賢這樣说道。

  據百度地圖的數據顯示,北上廣依然是中國最具吸引力的城市。就在北京、上海想盡辦法疏散人口時,深圳卻走出了一條不同的路。

  深圳市在2016年也出台了一系列新政,明確對人才落戶不設上限。“來了就是深圳人”成為了深圳吸引外來人才的口號。

  這也说明了以廣深為代表的珠三角城市對外來人口最為“友好”,來兩地的外來務工者有增無減。

  據中國媒體報導,2015年,深圳的人均GDP高達15.8萬元,而上海僅有10.3萬元,深圳比上海高出52.4%,即使按照當地GDP除以常住人口得出的人均GDP,深圳也比上海要高25%。

  新北京人、新北京

  4月1日,河北雄安新區設立,看着新聞的李艾有些激動,“比肩深圳、浦東,這未來得變成什麼樣子!”此時,她早已知道自己要離開北京的事實,卻還是對北京城的未來充滿了期待。

  這個距離北京108公里,東距天津100公里,西距保定70公里的河北雄縣,已經融入京津城市大交通框架,到達北京只需45分鐘行程,津保鐵路通車后,雄縣到天津紅橋區只需15分鐘行程。

  毫無疑問,伴隨着雄安新區的獲批,有一個重要的原因——轉移北京非核心功能,疏散密集人口。

  就在雄安新區誕生的當天,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0年)》草案正式出爐,裏面強調了,“要加強對文化古城的保護”,同時,2020年,人口規模控制在2300萬人,2020年PM2.5年均濃度控制在56微克/立方米左右。

  “或許,那個時候,我還可以回來看看,”李艾说。她有些羡慕她的一位東北老鄉,“有穩定工作、非京籍、無房”,用現在更潮流的詞語來講是——新北京人。

  2017年4月6日,北京市住建委發布了將在公租房自住房中為“新北京人”開展專項分配試點的消息,“新北京人”一詞一時間火爆網絡。他們也被認為是“北漂”群體中的幸運兒。

  如今,第一批的“新北京人”已入住公租房項目中。截至目前,非北京戶籍入住本市公租房已達 1 萬餘戶。

  很多外地人似乎看到了希望。但李艾卻只看到了“穩定工作”四個字,即使房子再便宜也與她無關。眼下,她有些猶豫要不要在北京再租一個門面,一切重新開始。

  但遺憾的是,今年北京市的目標是拆除4000萬平米建築,在擴建公園和花園的同時,將用於建築的土地在2030年以前縮減至2760平方公里。剩餘的街道兩旁物業的租金已急劇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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