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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援建綿陽紫荊中學被拆 專家稱當地政府違法

http://news.sina.com   2012年05月24日 04:23   鳳凰網

  

  綿陽香港援建中學變萬達廣場。

  

  資料圖:綿陽紫荊民族中學教學綜合樓項目落成

  

  資料圖:香港特別行政區支援四川地震災後重建工作進展報告中關於該中學的描述

  導讀:香港援建的四川綿陽紫荊中學被拆除,背後疑點重重,土地出讓先斬後奏。60億與一座城市的誠信,孰輕孰重?學校校址改變,援建方不知情。怎樣才能確保災區援建項目順利進行?

  中廣網北京5月24日消息據經濟之聲《央廣財經評論》報道,香港援建的四川綿陽紫荊中學被拆除的事件這兩天在媒體和互聯網上引起了衆多的討論。根據媒體的報道,2008年5·12大地震之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撥款港幣200萬元,加上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向教育界募捐的200萬元,合共港元400萬,在重災區的綿陽援建了綿陽紫荊民族中學。

  2010年紫荊中學建設告一段落之後,紫荊中學所在的涪城區金菊街A地塊卻出現在綿陽市國土局2010年2月10日發布的拍賣出讓土地信息的預公告上。2010年8月8日,綿陽市政府和萬達集團正式簽訂了開發紫荊中學所在地塊的協議。

  更加詭異的是,2010年12月10日,綿陽市國土局網站發布了這個地塊的掛牌出讓公告,而且萬達最終以3.9億元的起始價拿到了這塊地。之後,2011年1月12日,大連萬達商業地産股份公司以3.9億元受讓涪城區金菊街A、B兩個地塊。另一方面,直到2011年11月底,綿陽市政府才和紫荊中學捐建方香港教聯會簽署了異地重建紫荊中學的備忘錄。綿陽市政府決定,在綿陽市教育園區內征地65.5畝,投資7000萬元,異地重建紫荊中學。學校建成後作為港方援建的災後重建項目性質不變,校名不變。而香港特區政府至今還未同意搬遷計劃。

  根據2009年香港教聯會與四川省教育廳和綿陽市政府三方簽訂的協議,項目改變需要提前征得三方同意。根據2009年綿陽市政府與萬達集團簽訂框架協議,萬達集團計劃投資60億元參與綿陽市涪城區南河片區舊城改造,但是由於拆遷費過高最終決定放棄。至於為什麼萬達後來會開發紫荊中學所在的金菊街地塊,是萬達的意願還是當地政府的推薦,目前還不得而知。

  當地政府在出讓紫荊中學所在的金菊街地塊時,是否違反了相關規定呢?對此,經濟之聲特約評論員、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行政學研究室研究員貟傑發表了自己的觀點。

  貟傑:綿陽政府顯然違反了相關規定,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助法》第十八條明確規定,受贈人與捐助人訂立捐助協議的,應當按照協議約定的用途使用捐助財産,不得擅自改變捐助財産的用途。如果確需改變,應當征得捐助人的同意。從這個法條上來看,綿陽政府肯定是違反了公益事業捐助法。

  如何評價事件對綿陽市政府帶來的影響?

  貟傑:因為事件涉及三個方面,一是對災區重建的影響。作為一個地震重災區,綿陽受到了全國各地,包括香港的資助,而綿陽擅自改變了受捐中學的用途,首先就涉及一個道義上的責任,是否尊重捐助方,而且還違反了法律。

  第二,涉及綿陽市政府的運行是否科學規範的問題,綿陽市政府在整個的運作過程中,我們從幾個重要的時間點來看,它並沒有遵循一定的科學規範流程。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講,事件也對綿陽市政府的形象有重要的影響。

  第三,綿陽市政府在拆遷過程中,動力很大,為什麼它知道違法,還會有這麼大的動力去推動這個事件呢?中間是否涉及和開發商的利益交換問題,這也值得考慮。

  應該從事件中吸取怎樣的經驗和教訓?

  貟傑:作為重災區,綿陽如何以一個誠信的形象來昭示天下,實際上是有很重要的示範作用。在這種示範作用中,綿陽市政府首先沒有起到很好的表率作用;另外還涉及到行政成本的問題,綿陽市政府為了彌補這件事,要將學校異地重建,這是要耗費政府的行政成本和社會成本的,是要耗費納稅人資金的。這個角度上來說,異地重建仍然是對社會成本的一種耗費。

  在原來的計劃中,紫荊中學在綿陽教育學院區域內劃撥了一塊區域進行建設,但是後來因為學校合併,綿陽教育學院被併入一所省屬的學校,要拆遷,那綿陽市就無法管理了,這也是綿陽市後來另外選擇地方建紫荊中學的重要原因。省市兩級規劃在這似乎有點“打架”,怎麼來看這種兩級規劃的打架?

  貟傑:從我個人的角度,首先我覺得綿陽市政府提出的這種規劃的打架問題,實際上是一種藉口和托詞。了解政府運作的人都知道,政府規劃的形成是要經過幾上幾下的程序,省裡的規劃制定要徵求市裡的意見,同時徵求意見之後再返回到省裡,反復的徵求,它本身就有一個協調的問題,它不是省裡和市裡各制定各的規劃。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它的理由和藉口並不是很充分。

  另外,這還涉及到我們目前的政府規劃的軟約束問題。政府規劃是個嚴肅的問題,它要具有一定的指導性、約束性和長期性,肯定不能朝令夕改。如果省市之間的規劃打架的話,肯定是有一方沒有完全按照政府規劃來執行,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它的規劃軟約束的特點非常明顯。而這個軟約束的特點目前在全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這個事件如果不是因為有香港捐助方牽扯在內,可能還不會引起這麼大的關注,但是事件出來之後,我想會引起更大的關注,也會引起大家以後對這種規劃嚴肅性的關注。

  援建項目有沒有比較系統的監督,或者說是評估的方法?

  貟傑:從目前情況來看,對捐助效果的評估在我國還是比較薄弱的環節。但是我們吸取教訓的話,應該建立一種制度化的評估機制,需要雙方配合。比如,受捐助方,像綿陽市政府,在這次異地拆建過程中,首先應該與香港的捐助方進行主動的溝通,征得同意之後再進行拆遷。從捐助方來說,它希望建立一種制度化的捐助途徑,而且是一種共同捐助途徑,低成本的,而不是每一次捐助都要出人出錢作出評估。這種制度化的捐助途徑是非常重要的,它對以後發揮捐助效果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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