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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邊參加兩會一邊為病人做手術 已非第一次(圖)

http://dailynews.sina.com/bg/   2018年03月13日 05:05   北京新浪網

  原標題:他一邊開兩會,一邊為病人做手術

  來源:大白新聞微信公衆號

  3月6日中午,一台高難度的雙肺移植手術正在北京中日友好醫院的手術室內緊張進行,主持這次手術的是我國著名的肺移植專家、江蘇無錫市肺移植中心主任陳靜瑜。

  作為醫生,他常年奔走於全國各地醫院為患者進行手術,與死神賽跑;作為老師,他讓更多的醫務工作者深銘“肺”腑,掌握熟練肺移植技術,盡醫者之責;作為人大代表,他連續多年在全國兩會上就器官移植提出建議,為民請“命”。

  “邊參加兩會邊做手術,已非第一次”

  3月6日,作為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的陳靜瑜完成一台雙肺移植手術后又匆匆趕去參加代表團會議。在此之前,提前趕到北京的他已經為兩名患者做了肺移植手術。

  邊參會邊為病人做手術,對於陳靜瑜而言已不是第一次。去年兩會期間,他曾抽空做了三台肺移植手術,既在會場鼓與呼,又在醫院做手術,這位“手術台上的人大代表”廣受媒體的關注。

  為什麼在開會期間還要為患者做手術?“病人的生命第一位的”陳靜瑜這樣回答道。由於求救的患者數量非常多,加上腦死亡愛心器官捐獻時間不確定,醫生救死扶傷更是沒有時間和地點的限制,病人的生命永遠要放在第一位。

  此外,作為一個醫生人大代表,他通過人大代表的履職,在患者與政府之間搭建起一座橋樑。

  陳靜瑜:“我可以代表他們來呼籲,代表他們來發聲。從最開始醫生和病人的關係,最終成為實實在在的朋友。

  “我的朋友圈會對患者開放”

  雖然陳靜瑜每日的行程安排十分緊張,但他仍會空出時間積極與患者進行交流談心。“我的微信朋友圈基本上對塵肺病人都是開放的,他們可以加我的微信”,他如是说。

  陳靜瑜:我很善於跟病人來交朋友,可能跟我的家庭有關。父母都是工人,他們給我遺傳下來的基因,讓我和這些底層的老百姓在一起會産生一種非常親切的感覺。

  然而,讓陳靜瑜感到無奈的是,因為肺移植費用昂貴存在高風險,有時候他不得不面對因手術失敗而導致的醫患糾紛。“肺移植死亡率在20%,每做10個病人就有兩個病人要死掉。每個病人都有很強的求生慾望,很多人最后不願意看到人財兩空”。

  每當一位病人做完移植手術,無論成功與否向他致以感謝,“謝謝他和他的團隊盡心盡力的救治”,這對於陳靜瑜而言是最大的支撐。

  “我要把患者的‘肺腑之言’帶上兩會”

  1985年,陳靜瑜來到無錫市人民醫院做胸外科醫生。2001年,他遠赴當時肺移植水平最為先進的加拿大多倫多總醫院,進修學習在臟器移植中難度最高的肺移植技術。那時,中國的肺移植領域近乎一片空白。2002年9月,回國后的他完成了第一例肺移植手術。時至今日,陳靜瑜和他的團隊所做的肺移植手術占到全國總量的2/3,成為國內肺移植領域的領跑者。

  為了讓更多的患者通過器官移植延長生命,從2008年擔任全國人大代表開始,陳靜瑜已經連續多年在全國兩會上就器官移植提出建議。

  為了確保移植器官的順利轉運,他在2015年全國兩會上提交開闢人體捐獻器官轉運綠色通道的建議。2016年5月,國家衛計委、民航局等6部門聯合發布《關於建立人體捐獻器官專用綠色通道的通知》,自此,人體捐獻器官轉運的綠色通道機制正式開始實施。

  人體捐獻器官專用綠色通道具體如何運作?“假如廣西南寧有一個愛心捐獻,在機場醫護人員可以走安檢綠色通道,有器官轉移任務的飛機可以優先起飛。到達地面后,專門的轉運車直接送到高鐵站,搭乘最快的一趟列車到達無錫的醫院,整個過程是一個鏈條銜接”,陳靜瑜如是说。

  “醫術無界限,我想在全國推廣肺移植”

  從2002年完成第一例肺移植至今,陳靜瑜已經完成了600多例肺移植手術,被患者稱為“中國肺移植第一人”。

  全國的肺病患者紛紛慕名到無錫求治,為了讓北方的患者減少路上奔波的風險,無錫人民醫院和北京中日友好醫院簽署醫聯體合作項目,從2017年3月開始,陳靜瑜兼任北京中日友好醫院肺移植科的主任,后又兼任胸外科主任。無錫北京來回奔波主導手術,成為陳靜瑜工作的常態。

  如果哪一個醫院或醫生想拿到肺移植的國家資質準入,他都會竭力幫助團隊開展肺移植手術的培訓和學習。

  他表示,“醫術沒有國界,多倫多把肺移植技術無私教給了我,我回來以后要把這個技術再教給我的同行。我現在最想做的是把肺移植在全國推廣”。

  新聞連結——

  全國人大代表陳靜瑜:連續三年為腦死亡議案發聲

  7日,全國人大代表、無錫人民醫院副院長陳靜瑜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今年,他再次建議加快腦死亡立法。這也是他連續三年在全國兩會上為腦死亡議案發聲。

  談到立法目的,陳靜瑜很堅定:“腦死亡立法絶不單是為了器官移植,它有利於維護死者尊嚴,體現了人類在生命意義和自我價值等觀念上的進步,這是人類文明進步的表現,還能大幅減少醫療資源浪費、滿足司法實踐需要。”

  陳靜瑜認為,對於腦死亡的判定,臨床上的國際標準已經很明確,早在15年前國內也有了臨床上的標準。“腦死亡已被科學證實是不可逆轉的死亡,病人腦死亡以后,就沒有了自主呼吸,搶救腦死亡者對患者起死回生沒有任何意義。”

  陳靜瑜说,很多病人來醫院救治時,通過腦電圖等儀器已經確定腦死亡。但在搶救過程中,醫生為其插了呼吸機,看到病人還有心跳,家屬都不願意放棄,陪着病人一直耗到心肺功能衰竭。這個期間,病人會花掉很多治療費用,自費病人甚至需要幾十萬元花費。

  “腦死亡者不但加重了病人家庭的經濟負擔,而且耗費了有限的醫療資源。”陳靜瑜表示,ICU病人的費用是普通病房病人的4倍,在ICU搶救無效而死亡的病人的花費又是搶救成活病人的兩倍。目前大醫院ICU一床難求,大量資源耗費在100%不可救活者身上,真正意義上需要搶救的病人卻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治療。

  據了解,腦死亡概念産生於法國。1959年,法國學者在第23屆國際神經學會上首次提出“昏迷過度”概念,並開始使用腦死亡一詞。目前,“腦死亡”概念已經被世界醫學界廣泛接受,全球大概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對腦死亡立法,承認被確診為腦死亡就是人的死亡,其社會功能終止。

  陳靜瑜表示,通過三年的呼籲,人們對腦死亡的接受程度在發生變化,現在已有六七成的家屬,願意在親人腦死亡后實現其捐獻器官的遺願。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開始有公民的心腦死亡器官捐獻。2016年,全國完成捐獻4080例,捐獻器官11296,比2015年提高近50%,占累計捐獻總量的41%。2017年,超過5000多個心腦死亡的病人做了器官捐贈,其中,至少三分之一的病人屬於腦死亡情況。

  “這幾年,人們開始關注腦死亡立法,病人和家屬也逐漸認可它,我們已經有了群衆基礎。”陳靜瑜表示,腦死亡立法是大趨勢,衛生改革和社會發展的現實迫切呼喚腦死亡立法,腦死亡應儘早獲得法律上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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