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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幸福感受城市化過快影響 與收入逐漸背離

http://news.sina.com   2010年12月12日 22:28   北京新浪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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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量幸福

  導讀

  怎樣捕捉並量化變幻多端的幸福?

  國內許多機構每年都會進行一些有關幸福的排名,哪家更權威?運用不同幸福體系産生的排名可能有很大的差異。

  《瞭望東方周刊》與中國市長協會《中國城市發展報告》工作委員會聯合主辦的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調查推選活動自2007年起,今年已經是第四屆,所沿用的評價體系一直在根據國情進行調整,今年做出的最大調整是把調整和研究的重點放在調研對象的主觀感受上。

  研究採用的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奚愷元提出的“城市幸福學評估體系”。他說:“富裕之後,中國人的主觀滿意度就凸顯出來,大部分支出是為了主觀感受,怎樣讓錢為人服務,而不是人為錢服務。”

  奚愷元是最早系統地將幸福學和幸福指數引入中國,並在中國倡導研究城市幸福感的學者。

  幸福脆弱嗎

  城市化要以人為本,人類真正的幸福不在於自私享受,這樣就不會有盲目的過於快速的城市化,不會有貪圖政績的城市化,也沒有自私的城市化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劉耿 | 上海報道

  “有利潤500萬、1000萬,隨你先拿。”

  陳孟雲說這話的時候,每天賺32元8角;一個月前,剛加了工錢,現在他每天賺55元1角7分。

  他為這個承諾的背書是一本書:《中國幸福學》。“誠邀本書的合作出版者,本人僅提供書稿。”陳孟雲說。

  最高學歷高中的陳孟雲懷有幸福全人類的宏志,每天花三元錢上網費在論壇上廣發英雄帖“中國幸福學---期盼中國哲學界來拷問”、“21世紀世界大哲學已誕生---中國幸福學”、“中國諾貝爾之星---中國幸福學研究”。

  回音寥寥。

  而他挑戰的目標,只等值於上海內環內的一套普通公寓房。

  陳孟雲有點像企圖踩住幸福影子的堂吉訶德。

  少數人幸福的社會不是幸福的社會

  對幸福的探究源於一次不幸福。

  2003年,陳孟雲39歲,他下崗了。止步於“不惑”前,他遇到了大惑。“我就開始琢磨,誰拿走了我的幸福。”

  一開始是只言片語發表在論壇上,積多了,後來連綴起來,遂成書,又幾易其稿。

  陳孟雲堅信自己是“中國幸福學之父”,其理論核心是:人類的和諧幸福是無産階級檢驗真理正確與否的唯一標準。

  這位胸懷全球的思考者,每天的現實煩惱是合上大部頭,去翻賬本,皺着眉頭核數目字。陳孟雲現在是河南焦作焦煤集團的一名臨時工,無證無編製,在後勤搞核算。他僅存的自尊是“井上工”的身份,不用下井挖煤,還有點兒知識分子的體面。

  可在知識分子圈裡,他又不被待見。最近陳孟雲買了兩本書,《西方哲學史》、《哲學野史》,來提高自己的理論修養,“很多大學問家都曾被稱為瘋子、傻子,孔子也是死了兩百多年後才開始被接受。”

  社會擅長於宏大敘事,做大做強的衝動像高鐵車輪,讓個人閑愁和小慾望隨風而逝。焦煤劃歸河南煤業化工集團,來年要衝擊世界500強。

  “工錢比其他好多礦還是低。”即將身為國際大企業的員工,陳孟雲沒有那麼多“在船上”的自豪感。他字斟句酌於“工錢”,而不是“工資”,因為哪天不幹活,哪天就沒錢。

  陳孟雲賺來的錢還要養活父母,“跟父母住一起,這樣可以使他們感覺到幸福。”

  對幸福學研究了7年,相當於讀了一個本科和一個碩士的時間,陳孟雲覺得還是沒法指導自己去把握幸福。

  “滿分100,你給自己的幸福打多少分?”

  “30。”

  “為何?”

  “沒錢消費,精神文化活動更不敢碰。上班、下班,然後上班、下班⋯⋯”陳孟雲說,“我想參加一些競技類的文體活動,比如籃球比賽。體育不應精英化,而應該市民化。”陳孟雲是退伍軍人。

  根據西方經濟學中的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期望值,陳孟雲用減小分母的辦法來使自己的幸福增值。“不能改變環境,就去改變自己。這是我們這一代中一部分人的幸福觀。”

  陳孟雲生於1964年,見證這些年來社會、國家的巨變:1966~1976年“文革”,80年代改革開放,90年代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是全面開放與發展提速。

  “人的終極追求應是幸福,少數人幸福的社會不是幸福的社會。”陳孟雲認為。

  “中間態”下的脆弱幸福

  生活在三綫城市焦作的陳孟雲不敢停歇,每休一天,記賬本的進項為零,支出卻不能斷。

  一綫城市亦居不易。《蝸居》中海萍的一段台詞讓一些人覺得是在說自己:“每天一睜開眼,就有一串數字蹦出腦海,房貸6000,吃穿用2500,冉冉上幼兒園1500,人情往來600,交通費580,物業管理三四百,手機電話費250,還有煤氣水電費200,也就是說,從我蘇醒的第一個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進賬400⋯⋯這就是我活在這個城市的成本。”

  近日,人民網進行了一次“逃離北上廣”的調查,34%的人表示一綫城市年輕人生活壓力太大;2%的人表示生活平淡;58%的人表示很擔憂。

  伴隨一綫城市的壓力,二綫城市一度被看好:城市規模適中、經濟適度發達、外來人口與本地居民比例適當,處在平衡的中間態。

  海景御花園小區曾是大連昂貴的海景別墅區之一,但1996年建造的60座獨棟別墅與數棟公寓,在生存了短短的14年後就面臨拆除的尷尬,買得起別墅的幸福卻遭遇規劃不良導致短命別墅的“杯具”。

  鄭州美景天城小區的孩子6年來一直面臨上學難的困境,新區的建校速度總是趕不上城市的擴展速度。

  修路、建房、搭橋,目前武漢三鎮有5000多個大大小小的工地,基礎建設高峰期與私家車數量激增高峰期雙峰相遇,江城進入“史上最堵時期”,空氣質量也讓市民相當擔憂。

  二綫城市越來越向一綫看齊,城市病也接踵而至,但城市又不能不發展,這種中間態下的幸福顯得有些脆弱---本已握在手中,卻容易被沖淡或打破。

  “二綫城市”是城市中的中産,社會中的中産階級的幸福也脆弱。他們暴富沒有快進鍵、工作沒有暫停鍵、晉升沒有快捷鍵,永遠都是老闆的播放鍵,階層地位沒有鎖定鍵。一個政策調整、一次金融衝擊、甚至一場重病,都會將其積累格式化,體面的社會地位背後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慮。

  作為被某種社會情緒仇視的階層,富豪的安全感更複雜一些。杭州蕭山的一名“富二代”,身價20億,他說:“我現在最希望的是被外國公司收購,給我折現,我就無憂無慮去過日子。”他已拿到了三個“身份”:澳洲、馬爾他和香港。

  “幸福了嗎?”央視名嘴白岩松在新書中問。“富人抱怨,窮人抱怨,上面不安,怕下面鬧事,下面也不安,怕上面總鬧些大事⋯⋯”每個階層都有不幸福的理由,但在彼此的對望中又都是幸福的“他者”。

  幸福感為何沒有與收入同步提升

  各階層的對視是對自身幸福度的檢視。

  影響幸福指數升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貧富差距。2005年,中國社會調查所的一項報告顯示,民衆最為關心的社會問題,排在第一位的是貧富差距。在北京社會心理研究所的調查中,市民已連續四年把“貧富差距過大”列為社會問題之首。

  以反映貧富分化的基尼繫數為例,數據顯示,內地基尼繫數已增至0.49,大大超出0.4的警戒綫。全世界有完整統計數據的150多個國家裏,基尼繫數超過0.49的不超過十個,中國屬於其中之一。

  “相對收入理論”和“社會比較效應”能解釋為什麼收入的提升並未使幸福感同步提高。該理論認為,人們所獲得的一定數量的物品所産生的幸福感,取決於與其他人所擁有物品相比較而得到的滿足感或失落感。馬克思說過:“一個房子不管是大還是小,只要周圍的房子差不多,每一個房子的居住者都會感到很滿意。但是,如果在小房子旁邊蓋起了一座宮殿,那麼它就會立即顯得破落不堪。”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的社會階級、階層結構和利益群體較為簡單,整個社會只存在工農兵學商加上幹部、知識分子等階層,這樣的社會結構特點是不同群體間界分鮮明、穩定性高,而同一群體內部則分化度較低,同質性高。

  今天,我國經濟結構和社會關係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當前中國的社會流動和階層分化提供了大量讓人們比較的情境,階層分化和相互之間的攀比,使人産生內心的不平衡,競爭加劇也讓人産生比較的壓力,體會到不公平焦慮的人變得更多,甚至有人産生仇富心理。”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王俊秀說。

  當前全國人均財産性收入增長速度已經超過了勞動收入的增長速度。這意味着,當一部分人還在努力用付出勞動力換取報酬時,另一部分人已經可以收穫財産帶來的收益,且前者增長的速度不及後者。

  “讓一個從不摘蘋果的人擁有吃不完的蘋果,多數時候可能就是一種悲劇。”陳孟雲說,“中國實現真正的幸福在哪裏?在窮人的幸福裡。這是在中國‘普及幸福’的一條捷徑,對以小康生活為起點的人而言,他們的收入對增加幸福的效應是會逐步遞減的,而貧困階層收入增加一些會使他們感到幸福了很多。”

  “東亞快樂鴻溝”

  “收入—幸福”悖論是個普世難題。

  相關研究顯示,在人均GDP較低的階段,GDP的增長使幸福曲線的上升坡度很陡,而到了人均3000至5000美元的水平之後,GDP進一步增長並不能帶來同比例幸福感的增長。

  來自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和美國人口統計局的數據表明,從1946年到1991年,美國的人均收入從11000美元增加到27000美元,國民平均幸福水平反而略降。

  澳大利亞華人經濟學家黃有光則考察了後發國家的情況。他在《東亞幸福鴻溝》一文中指出,東亞地區已經取得了較高的收入水平,且擁有較高的增長率,人們應該感覺到更幸福才對,事實恰恰相反,出現了“東亞快樂鴻溝”。一個國家收入水平還很低的時候,收入與人民幸福程度密不可分,但當達到一定水平,這種相關性就會消失。

  國內的數據也顯示出收入與幸福感逐漸背離的趨勢,1979年至2005年GDP的平均年增速為9.6%,城鎮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6.0%和7.0%;但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07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2004、2005、2006年中國城鄉居民總體幸福感分別為3.79、3.73、3.64,呈下降趨勢。而在過去10年中,中國人的幸福感先升後降,表現出與經濟發展軌跡之間的非同步性。

  芝加哥大學商學院教授奚愷元長期致力於幸福學研究。他表示,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有助於增加幸福感,現在的中國人比20多年前要幸福得多,但是人們的幸福度還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非財富因素。

  以人為本的城市化才能帶來幸福

  亞裡士多德說過:“人們之所以從鄉村來到城市,是為了讓生活更美好。”

  將幸福感置於城市的語境下分析,在中國尤其具有特殊意義。中央黨校報刊社社長肖勤福說:“31年來,城市化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當中發揮獨特的作用,不僅工業化、市場化離不開它,而且信息化全球化首先也以它為基礎。”

  “十二五”期間,中國社會將發生一個非常重大的歷史變遷,即人口結構將由原來的農業人口占主導地位發展到城市居民占50%以上,中國進入市民人口占主導地位的時代。

  這意味着管好城市,就是管好了一大半人的幸福。

  但是,30多年來的造城運動,一個“快”字挑戰了幸福,一個“大”字挑戰了幸福。

  2009年底,中國建制市已經達到668個,比1978年增加了475個,城市化率達到46.6%,中國用30年時間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上百年的城市化里程,最近5年,城市化速度更是快中之快。

  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研部主任周為民憂慮城市的貪大:“我們發展最迅速的是‘城市’而不是‘城市化’,這樣導致的城市寬馬路、大廣場,人文景觀也被破壞,只剩下一些死的景點,與人的發展脫節。”

  北京大學副校長劉偉將城市幸福與以人為本結合起來思考,“參照以人為本,人類真正的幸福不在於自私享受,這樣就不會有盲目的過於快速的城市化,不會有貪圖政績的城市化,也沒有自私的城市化。我相信人是健康的,是真正科學、人文的,我對以人為本的城市化給我們帶來的福祉和幸福是有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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