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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陽賄選引高層震怒 習近平六問共産黨員哪去了

http://news.sina.com   2014年02月24日 03:38   北京新浪網

衡陽競選“黑金”

作者:《財經》記者 張鷺

涉案金額達1.1億元,涉及56名省人大代表、518名市人大代表、68名代表大會工作人員的衡陽破壞選舉案,是1949年以來公開披露的涉案金額最大、涉及黨政官員和人大代表最多的一起選舉弊案。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以較大篇幅講述該案,將其與黨的建設和國家治理體系聯繫起來,並質問“衡陽的共産黨員到哪兒去了”?

湖南省委書記徐守盛稱該案“通過賄賂破壞選舉,是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挑戰,對國家法律的挑戰,對黨紀的挑戰,觸碰了紅線、底線和帶電的高壓線”。並誓言,要將此案辦成經得起歷史、人民檢驗的鐵案。

如此大規模的賄選,亦揭示出人大選舉制度上的漏洞以及法治不彰。加強人大選舉的競爭性和透明度,真正做到依法嚴懲,使受賄者與行賄者均受到追究,是衡陽破壞選舉案可資吸取的教訓

2014年的湖南省“兩會”,比以往來得晚一些。2月9日,農曆大年初十,來自各市州的“兩會”代表雲集長沙,在四個接待賓館開會。

“按照以往的慣例,‘兩會’都是在農曆年前開,開完了大家好過年。在年后開會,今年是第一次。”湖南省人大一位內部人士介紹。

湖南省“兩會”的延期,事關去歲舉國震驚的衡陽破壞選舉案。

“本來是可以(如期)開會的,(省委)書記堅持不能缺衡陽的代表團,堅持補選。補選期間,又電話囑咐。”衡陽市委書記、衡陽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李億龍在會議現場發言中说道。

兩個月前,2013年12月27日至28日,湖南省人大常委會召開全體會議,對在衡陽市十四屆人大一次會議期間以賄賂手段當選的56名省人大代表,依法確認當選無效,並予以公告。

同在12月28日衡陽市有關縣(市、區)人大常委會分別召開會議,決定接受512名收受錢物的衡陽市人大代表辭職。

時任衡陽市委書記、市人大換屆領導小組組長,后升任湖南省政協副主席的童名謙,因失職瀆職,對該案負有直接領導責任,被中央紀委立案調查。

收受錢款的時任衡陽市人大常委會主任胡國初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副主任左慧玲等50名犯罪嫌疑人被採取強制措施。

《財經》記者獲知,涉嫌賄選的衡陽籍省人大代表,大致分為三類:民營企業家、市直機關幹部與國企高層,后兩類用於送紅包的錢款源自所在單位的襄助。

在涉案的代表中,各級黨政官員職務代表佔據相當比例,這造成衡陽官場的人事震動。衡陽市委宣傳部部長、衡陽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謝宏治坦承,“不管是否涉案,衡陽的幹部壓力很大。”

衡陽代表團受到了該省“一把手”的特別關注。湖南省委書記、湖南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徐守盛,在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期間主動報名來衡陽團參與審議。

省委書記旁聽的兩個半小時中,關於破壞選舉案的話題佔據了近三分之一的時間。徐守盛在發言中介紹,中央協調組、中央紀委、中央有關部門對該案高度重視,查案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目前仍在繼續。

這起嚴重的破壞選舉案引發中央高層的震怒。在中共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以較大篇幅講到該案,並將其與黨的建設和國家治理體系聯繫起來,追問“衡陽的共産黨員到哪兒去了”,當時,他連聲追問六個“到哪兒去了”。

“通過賄賂破壞選舉,是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挑戰,對國家法律的挑戰,對黨紀的挑戰,觸碰了紅線、底線和帶電的高壓線。如果能拿鈔票換來選票,那麼坐在這裏議事的就不是我們這些人了。”徐守盛在發言中稱,應該以此為反面案例,下決心從制度上解決問題。

衡陽人大“自救”

選舉賄案爆發之后,衡陽市人大進行自我修復的第一步,就是勸退五百余名涉賄的市人大代表。

湖南省人大對外公佈賄選弊案是在2013年12月28日。此前,根據省人大的意見,涉賄的衡陽市人大代表以主動請辭的方式退職。這項工作頗費心力,直至公佈幾天前的12月23日,清退工作才得以完成。

清退之后,是補選。各級人大代表的法定任期為五年,在衡陽代表團的76名省人大代表中,就有56人當選僅十個月即因涉賄去職。湖南省人大不得不為空缺出的56名省人大代表名額安排補選。然而,要選舉衡陽代表團的省人大代表,須由衡陽市人大代表投票産生,但是,529名衡陽市人大代表中,有518人收受賄款,其中512人辭職。因此,還須先補選出數量衆多的市人大代表。

補選在緊張的時間表和氣氛下完成。經湖南省人大常委會的統一安排,2014年1月14日至17日,衡陽市下屬各區縣同步召開人代會,補選市人大代表。此后數日,新當選的市人大代表們馬上召開市人代會補選出缺額的省代表。1月26日,湖南省人大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了衡陽團補選出的省代表資格。而此時,已是農曆臘月二十六,原定於農曆年前召開的“兩會”不得不推遲至年后。

按照《人大代表法》,市級人大本應由市人大常委會召集主持。湖南省人大內部人士透露,鑒于衡陽市人大代表几乎“全軍覆沒”,省人大常委會不得不特事特辦,成立市人大選舉籌備組。

籌備組的主要成員基本上由市政協整體平移,即市政協專門委員會的相關負責人平移至市人大專門委員會,原來的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有的就地參加一般工作,有的等候處理。而在區縣級,人大常委會主任全部“下課”,他們既不參加縣人大選舉的籌備工作,也不參加日常工作,接任的區縣及人大常委會主任同樣由政協平移。

衡陽市人大常委會原主任胡國初被移送司法機關后,衡陽市委書記李億龍在市人代會上當選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成為湖南14個市州中唯一一個兼任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的市委書記。

李億龍於選舉賄案爆發之后的2013年3月,接替童名謙出任衡陽市委書記,可謂“救火隊長”。

“去年派我去衡陽前,(省委)書記囑咐我,衡陽捅的婁子很大,你是臨危受命,要把輿論控制好,把社會穩定好。”他談及。

針對海外媒體關于衡陽重選是暗箱操作的報導,李億龍表示,要用實際行動予以回擊。他说,選舉期間,衡南縣一個代表電話拉票,被處理;珠暉區委組織部長核實資料出現差錯,被撤職。縣人大常委會主任的人選問題,也及時向省委組織部彙報。

“經過這個案子,代表們認識到不能按慣性思維,搞過去的潛規則。”衡陽代表團一位局長級職務代表说,“整個選舉中,不打一個電話,不請一頓飯,不送一個紅包,完全讓代表自己行使權利。”

一位教師代表稱,選舉前,市領導去學校考察她,找了十位同事了解情況。此次選出的人大代表範圍比以前廣泛,女性、非黨人士、知識分子代表更多。“我去縣人大開會,一個領導都不認識,以前這樣是選不上代表的。”

《財經》記者獲得的本屆省人大衡陽代表團名單顯示,村支書、中學教師、公路養護站站長、醫院主治醫師、環衛處工人、銀行信貸員等基層代表的比例明顯增多。徐守盛認為,“結構合理,代表性強,代表素質很高。”

事發路線圖

《財經》記者的調查表明,衡陽選舉賄案的曝光,源於多名落選的省人大代表候選人舉報。

不過,引發海嘯的“蝴蝶翅膀”並不在衡陽,而是在距離衡陽300多公里以外的邵陽。2013年1月中旬,邵陽籍省人大代表候選人、企業家黃玉彪以行賄者身份,在多個網站實名舉報自己曾向該市的多個縣人大代表團賄選,並將部分證據以附圖形式貼出,事件被媒體廣泛報導(參見《財經》2013年第9期“賄選潛規則”)。

黃玉彪告訴《財經》記者,2013年1月29日,在從邵陽赴長沙接受媒體採訪的車內,他接到衡陽團落選者的電話说,“衡陽的情況跟邵陽一模一樣。”

受到黃玉彪的啓發,對方欲向其索要媒體記者的電話尋求曝光。黃從電話裏得知,至少有兩位落選者參與此事,一名是企業家,一名是政府官員。另有一名企業家雖已花費300萬元當選,也要告。“我告訴他們,報導寫出來發到網上,可能馬上就被刪掉了。最好找新華社寫內參,不要找省分社,要找總社的。”黃说。

但之后,與黃玉彪類似,衡陽的舉報者選擇了以網絡為平台進行第一輪舉報。

最先“中槍”者是衡陽市南嶽區鑫盛置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左建國。2013年2月19日,央視記者趙喜在微博中貼出一份自稱來自舉報人李新庚的實名舉報材料稱,2007年,衡陽市南嶽區鑫盛置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左建國利用丈夫李甲成任衡山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職務之便,採用賄賂方式給每個縣人大代表3000元,總共花費70多萬元賄選成為衡陽市第十三屆人大代表。2013年她又花費近300萬元,當選省第十二屆人大代表。

舉報信附有李新庚的家庭住址、手機號和個人簽名。李新庚的身份是衡山縣一名律師。不過,他本人對媒體否認了這一说法,稱自己被人冒名。

此事曝光后,衡陽市委宣傳部表示,有關部門啟動對左建國賄選問題的調查。

隨后在3月14日,衡陽另一位省人大代表、常寧市幸福老年公寓董事長吳群被指在選舉中發出636個信封,每個裝有五六千元。

衡陽賄案爆發后進行處理時,左建國、吳群的姓名都出現在被省人大確認當選無效的56名省人大代表名單之中。

網絡舉報只是第一步。黃玉彪稱,事后他得知,舉報者依照其建議,在北京找到新華社總社記者撰寫了國內動態清樣。此外,中央紀委也收到了控告材料。當年5月,黃玉彪從北京的渠道得知,新華社的內參報導獲得高層“一查到底”的批示。

湖南省委正式知曉此事,是在2013年4月9日。當天,包括徐守盛在內的湖南省領導五人小組開會聽取彙報后,決定嚴肅查處,因此該案的內部代號為“4·09破壞選舉案”。

6月上旬,中央工作組進場,查處力度驟然升級。“中央對案件定性后,(省委)書記把我們叫到北京,要求分類處理,同時開始考慮幹部的准備,涉案幹部按級別由市委書記、副書記等談話。”李億龍在會議發言中说。

據了解,李億龍負責的談話對象,一般都約談了10次左右,最多的談了近20次。

一位前衡陽政界人士向《財經》記者透露,事件曝光的背后,共有十余名落選者聯合起來,一直在北京舉報。據其所知,舉報的直接原因是,這些平均花費都在百萬元以上的參選者感到很委屈,“人大主動讓他們去送的,結果沒讓他們選上,連錢也不退。對一些資産在千萬級的小老闆,幾百萬也是一筆很大的錢。”

衡陽政界生態

案件爆發之前,衡陽的賄選氛圍已形成經年。

源頭起於何時目前無從追溯。曾於1983年至2003年在人大系統任職20年的湖南省人大常委會原秘書長傅學儉對《財經》記者回憶,在2003年他卸任之前,未曾聽聞相關事件。

有據可查的最早記錄是在2006年下半年,衡陽耒陽市紀委公開處分了肥田鄉政協聯工委原主任蔣某,將之開除黨籍。原因是蔣某出於競選鄉長一職的目的,給每個鄉人大代表奉送400元,另有煙酒等物。

口子一旦打開,價碼隨着競爭加劇而水漲船高。

對衡陽來说,2007年是問題迭出的一年。中組部於2008年1月通報稱,2007年9月,在湖南省衡陽市委對縣級人大、政府、政協領導班子進行換屆考察期間,衡南縣財政局局長何某以發放中國農民補貼網建設獎金的名義,向具有推薦權的各鄉鎮(辦事處)黨委、人大、政府的主要領導每人發放1000元,請他們在推薦副縣級領導幹部時支持自己。事發后,何某被取消提名資格和免職,並由紀檢機關立案查處,發放的所謂“獎金”被如數收繳。

該年11月,《瞭望東方周刊》報導,一名參選市人大代表的候選人送出了280個紅包,每個500元,因送的不如其他競爭對手多而落選。

上述前衡陽政界人士介紹,同在2007年,當地一位百貨業女老總以2000元一張的購物卡開道,花費100多萬元參選省人大代表,仍然落選,得知結果后失聲痛哭,成為當地政界笑談。

正是在這一屆賄案頻發的選舉中,2008年1月,此次因收受錢款涉嫌玩忽職守被移送司法機關的胡國初當選衡陽市人大常委會主任。胡國初,生於1953年,2013年年屆60歲。若非意外,去年他將如期卸任,頤養晚年。他是在衡陽本地出生、入仕的幹部,此前歷任市委組織部長、市紀委書記、市委副書記,門生故舊遍佈,擅於為所在部門爭取利益。在任職人大主任的六年間,他為人大系統的劃地、蓋樓貢獻良多。

任期內,他曾與四任市委書記搭檔。此番出事的童名謙,是其中第三任。童名謙調任衡陽以前,曾在湘西州和邵陽市擔任書記,此前在兩地分別遭遇鳳凰大橋垮塌事故、湘西非法集資案和邵陽沉船事故,來衡陽后又遇到破壞選舉案,反而一路升遷,招致輿論非議。

認識童名謙的湖南政商界人士對其評價相當一致:謹小慎微的老實人,有“官德”而無官威。童名謙家族在湖南官場頗有實力,其親屬在省發改委、省委組織部和婁底市擔任要職。在選舉之時的2013年1月,他當選省政協副主席,三個月后即調任省城,未料在過渡階段事發。

由於涉案者多為市管幹部,按照相關原則,查處應由市一級組織負責,但童名謙並未承擔相應責任。“衡陽害了我,我害了衡陽。”他在事后如此感慨。

一位熟悉案情的人士向《財經》記者透露,三名花了錢落選的企業老闆曾在辦公室堵住童名謙討要说法,童做出批示,要將錢款予以退還。這份批示日后成為其玩忽職守的重要書證。

“正常的做法是,當場拍桌子,批示調查,哪有批示退錢了事的?”這位人士说。

拜票流水綫

不唯湖南,近年人大代表賄選問題在山西的太原和聞喜,安徽的巢湖,廣東的清遠和韶關,浙江的松陽、上虞和樂清等地屢現公開披露或舉報。但在衡陽,紅包的分量更豐厚。

《財經》記者獲知,去歲衡陽選舉省代表,單個紅包的量級達到5000元至7000元。黃玉彪透露稱,同年邵陽送紅包的“行情”為,縣委書記、縣長與縣人大主任3000元,普通代表1000元。

在收入一端,邵陽的人大代表人均收受的錢款約在一兩萬元;傅學儉去年曾私下詢問一位常德代表團的省代表是否收過紅包,對方回答,“連現金帶卡,收了14000元。”較之衡陽團的市代表人均20萬元的收入,差距在10倍之間。

“送紅包的現象一直都有,但去年衡陽的規模和量級到了頂峰,這與胡國初的默許密不可分。”上述前衡陽政界人士分析,“他可能是馬上要到任,想最后為人大系統的人多爭點利益。”

湖南省人大一位內部人士透露,衡東縣人大常委會一位副主任,去年以工作人員身份去市人大代表團,加入簡報組,屬於沒什麼“油水”的工作,故而倖免於難,同期參與選舉聯絡工作委員會(下稱聯工委)的同事,几乎全因代人收發紅包而被停職。在這次破壞選舉案中,共有68名工作人員收受錢物。

“人大聯工委的位置是個肥缺。”上述前衡陽政界人士说,因為工作人員掌握代表名單和住址,熟悉選舉流程,成為操作賄選不可避免的環節。衡陽市人大工作人員將收發紅包發展為“專業化運作”:有人專門負責收錢,有人專門負責聯絡,甚至在運作時考慮到候選人太多,投票代表們記不住名字,還專門分發名單,以及派小組長監督是否按名單填選舉表格。

湘南人在湖南本地被認為擁有爭強好鬥的“礦石性格”,這種爭鬥也體現在紅包的厚度上。在拜票的金元競爭中,衡陽市人大工作人員會將各位拜票者的價碼相互通報,暗示他們層層加碼。“他們會告訴你,這個老闆出了兩百萬,那個老闆出了三百萬,你要想當選,得補送。”

每到選舉時節,手握投票權的代表們大多會坐在賓館等着收錢,並按照拜票者的資産規模分別評估心理價位,送得比預計的偏少,會被認為影響誠意的表達。“一個身價幾十億的老闆,才送2000塊錢,打發叫花子嗎?”上述熟悉案情的人士分析说。

這一過程,在邵陽如出一轍。黃玉彪對於選舉細節並不熟悉,投票日的前幾天,他才從經商所在的廣東回到邵陽,在宴請邵陽市人大一名領導等人時,他被建議向各縣人大代表團送紅包,以確保當選。

在送出第一輪紅包后,黃玉彪聽聞其他候選人臨時補送,但自己不願再加錢。他認為這是自己落選的原因。

在黃玉彪舉報后,湖南省紀委進行了調查,不久后,邵陽市人大常委會一名涉事的副主任被檢察機關立案偵查,數名縣人大聯工委主任也被警告處分。

暗箱操作空間

官方披露,此次因賄選被中止資格的56名衡陽籍省人大代表中,20位來自人大、政府機關、行政機構及國家企事業單位,32位是企業界人士。

據湖南省人大內部人士介紹,90%以上的工農代表名額實際被企業老闆佔據,在農民界別的代表中僅有3人基本名實相符。這種情況讓該屆代表團被譏為“官商代表大會”,“這是提名機制出了問題”。

《選舉法》規定,縣級與鄉鎮人大代表由選民直接選舉産生,而縣級以上的人大代表為間接選舉,即由下一級人代會選舉上一級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選舉也採取間接選舉形式。

間接選舉中的提名方式,包括政黨、人民團體提名(組織提名)和代表聯名提名(非組織提名)。

間接選舉的實際操作中,政黨和人民團體提名的候選人名單,在提名階段是封閉的,不向社會公開。只有在人代會召開期間,提名名單被提交到大會主席團后,才能被參會的人大代表獲知。這就為暗箱操作預留了空間。

此前的操作流程是:由人大或人大聯絡黨委組織部門考核候選人,對代表結構要求較為嚴格,2008年以后改為由組織部門考察候選人。“組織部門人數有限,不可能考察得那麼清楚。”這位人士说。

現實中人大的官商代表結構,也加劇了“金元”競爭的態勢。知情人士對《財經》記者透露,此次衡陽賄選的一大特點是,三類行賄者民營企業家、市直機關幹部與國企高層,前者送的是自己的錢,后兩類職務代表由單位幫着送錢,“就是為了能讓本系統出一個人大代表”。而一般來说,相關代表也是單位的主要負責人。

此類現象在十年前已有先例。2003年,時任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計生委主任陳滿生,因為請客、送禮,組織和動員所在的計生系統幹部為其拉選票,人大代表職務被罷免。

在這三類送錢者之中,民營企業家往往是率先送錢的人。上述人士稱,“職務代表一般由組織提名和力保,他們最開始並無動力送錢,但民營企業家開始送,會倒逼他們跟着送。”

在2014年湖南省人大衡陽團的會場上,唯一一名2013年留下的省人大代表、衡陽市常務副市長段志剛自嘲是“本屆衡陽團的異類”。他在會議現場的一句感嘆——“我們的幹部很大一部分人是被裹挾進去的”,引發全場掌聲。

對屬於基層代表的名額被官商階層佔據的情況,前述湖南省人大人士認為,可以通過提前公示的方式監督。2012年12月13日至19日,廣東省委組織部首開先河,將提名的省人大代表候選人人選在網站予以公示,允許幹部群衆反映公示對象的有關情況。

“人大選舉,尤其是間接選舉的競爭性和透明度不夠。”這位湖南省人大內部人士说,“但這不是人大制度的問題,而是程序問題,實質是以工作程序代替了法律程序。”

難禁的拉票

當選人大代表的關鍵環節是獲得提名與投票,其中提名是基礎性環節,投票是決定性環節。

在競選過程中,候選人本應有一個向選舉人宣傳推薦自己的程序。對於這一程序,直接選舉與間接選舉的法律保障並不相同。

相比而言,直接選舉的透明度較有保障。2010年《選舉法》修訂時,將“選舉委員會可以組織代表候選人與選民見面”的舊規定,改為“選舉委員會根據選民的要求,應當組織代表候選人與選民見面”。因此,公開見面成為一種強制。但是,法律並未對間接選舉作出類似的強制規定,在實際的間接選舉中,候選人極少被安排與選舉者見面。

由於人大會議印發的候選人情況介紹多為簡歷式,印數也較少,每個代表小組僅發幾份供討論時傳閲,這讓代表們對候選人各方面的情況了解不多,投票具有隨意性。

由於缺乏公開的競選渠道,候選人只能轉入拉票活動:通過去代表下榻的賓館拜訪、宴請、打電話、發短信、委託中間人说情等形式為自己掙印象分。

雖然在各類選舉中,各地均制定治理拉票行為的管理辦法,並不時公開通報批評,但拉票現象屢禁不止。對手握投票權的代表們的公關,正是在此過程中滋生,先是送煙、購物卡,后來是送紅包,金額也一路水漲船高。

據黃玉彪的參選經驗,由於2012年11月省人大代表候選人定下時,各代表團尚未集中,一些候選人第一時間前往各縣送錢。通常做法是開車到當地后,宴請縣人大主任與聯工委主任,讓后者代為分發。黃玉彪自己,則等各縣人大代表團在駐地賓館集中后,讓各縣人大聯工委主任下樓“取點資料”后代為分發。

不過,也有花錢參選的候選人,內心抵觸這種送錢拉票的行為。黃玉彪認識的一位邵陽市隆回縣候選人最早送的是500元,后來追加了1000元。這位候選人對他坦言,“心裏很不舒服,找了這麼多人,很狼狽,其實很不願意出錢。”

“間接選舉的方式導致地方人大很大程度上由官員去選,而不是選民去選,這很容易造成賄選。”黃玉彪認為,真正要選好代表,應該允許公開宣傳等競票活動,這樣獲選者才能代表民意。

查處的藝術

衡陽賄案事發后,湖南省委理論學習組撰文認為,以賄賂手段破壞選舉是一種破壞力極強的民主扭曲現象。這一扭曲現象産生的直接原因是:一些地方領導幹部政治意識淡薄,工作嚴重失職、嚴重失察;部分省人大代表候選人和市人大代表目無法紀、肆無忌憚;大會工作人員為送錢拉票穿針引線,參與收受、分發錢物。

據官方通報,此案的涉案金額達1.1億元,共有518名衡陽市人大代表和68名大會工作人員收受錢物。

熟悉案情的人士向《財經》記者介紹,送錢者送出的每個紅包都在5000元至7000元左右,市人大代表人均收受20萬元,人大工作人員人均收受十四五萬元。

收錢的工作人員中,包括時任市人大常委會主任胡國初,甚至連人大領導的司機也從中分得了幾萬元。

不過在正式查處以前,這些錢都已經退掉了。

由於涉案的代表衆多,包括了衡陽市政府各局的負責人與區縣相關負責人,對於案件的查處勢必影響當地政界的穩定。

僅在56名因送錢被取消代表資格的省人大代表中,就有20名職務代表,包括市政府秘書長、市交通局局長、市地稅局局長、市人保局局長、市電業局局長、珠暉區人大常委會主任、石鼓區區長、雁峰區委書記、耒陽市公安局局長、常寧市人大常委會主任、衡陽縣委書記、衡南縣縣長等。

若將收受錢款一端的518名市人大代表中的職務代表計入,整個衡陽官場堪稱遭遇一場強震。

2013年6月27日,衡陽黨建網掛出一份長達4500余字的幹部任免通知,一口氣宣佈了100多位官員的任免決定。“此案的查處是一大考驗,政治性、政策性、法律性很強。”衡陽市常務副市長段志剛在會上说。

“在這樣的特殊歷史時期,為衡陽的穩定,在覆核階段,(省委)書記要求司法部門與衡陽市委多溝通,一般不要羈押,大多數人取保候審。”李億龍在會上透露。

前述熟悉案情的人士分析说,這要看對於代表們收受錢款的定性。如果按受賄來查處,5000元就足以追究刑責,何況代表們人均收受的錢款達20萬元之多;但如果定性為收受紅包,雖然總計收受的金額很大,但就性質而言,收一個紅包與收50個紅包的性質是一樣的,且在案發前,錢已經退掉了。

關於定性,一個細節是,對於收受錢款的時任衡陽市人大常委會主任胡國初,檢方是以涉嫌玩忽職守罪進行立案偵查,而非受賄罪。

對於收錢的衡陽市人大代表,湖南省人大緊急召集部分省人大代表開會,決定以要求涉案代表主動集體請辭的方式處理。

段志剛在會上感嘆,省委並未把衡陽的幹部一棍子打死,在查案期間,提拔了一批幹部,“我們也頂着很大的社會壓力”。

會上披露的信息表明,在辦案期間,幾百個涉案人員,從最初的反應強烈,到后來認識到錯誤,有賴於“耐心談話”。

“現在辦案在繼續,后續還要善始善終、善始善成,辦成經得起歷史、人民檢驗的鐵案,實現我們社會、政治和法律效果的三個統一。對這個案子暴露出的問題,我們衡陽的同志要正本清源、亡羊補牢,真正把經驗教訓作為今后工作的動力。”徐守盛在會上表示。

“加強選舉的競爭性和透明度理所當然,但不必然能遏制賄選。還是要真正做到依法嚴懲,比如,受賄者與行賄者一樣受到追究。”前述湖南省人大內部人士说。來源:《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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