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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千里告誡子女不可為官和從藝

http://news.sina.com   2012年02月02日 00:18   鳳凰衛視

  對於英家人來說,英斂之的故事太過遙遠,類似傳說,英千里才是真正改變了家族命運的人。他和妻子蔡葆真(晚清山東巡撫、民國教育總長蔡儒楷之女)一共生了9個子女,長女七香、次子若敬患病早逝,其余幾個孩子依次為若勤、若誠、若聰、若采(女)、若識、若智、若嫻(女)。

  英千里回國後先是在輔仁做教授,後又接受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的邀請,為兩校學生教授英國文學。那年頭,教授收入豐厚,同時打三份工的英千里最多時一個月能拿到1000塊大洋。

  英若識到現在還記得有一次父親領了薪水,“把大洋往桌子上一堆,讓我們小孩兒趴在桌子上抓着玩兒。”

  英千里在京郊買了別墅,每年夏天,一家人就坐着馬車從城裡到溫泉別墅度假。後來,他又買了一輛福特牌轎車。英壯遙想當年,甚是感慨,“我爺爺當年那可是真正的大款啊!”

  同父親英斂之一樣,英千里也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他的孩子們全都受了洗禮,都有教名,英若誠從小就擔當教堂祭壇獨唱,禱告和讚美詩也是他們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蔡葆真從未離開過中國,她父親為了讓她配得上那位留洋的準女婿,從小就把她送進教會學校,她同樣是一名天主教徒,精通英文和法文。

  這樣的夫妻在同時期的中國並不多見,在英若識的記憶中,“我們家的民主空氣一直很濃”。蔡葆真奉行“樹大自直”的教育理念,給予子女最大的自由空間。父親即便給他們立規矩,也“總是很紳士”。印象中父親只打過一次孩子。

  “我大哥若勤10歲的時候,說話冒犯了母親,父親讓他靠在桌子上,用一根手杖打他的屁股。這個過程他弄得像一個儀式一樣,我估計那可能是英國式的打屁股。”

  英若識對父親印象最深的是晚上的“床邊故事會”,“我父親有3間書房,裏面堆滿了各種書籍,我們從小就在裏面胡亂看書。晚上他情緒一高,就把我們叫去,他躺在床上,我們站在床邊上。他給我們講希臘神話,《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基本上都講完了。每天都講一段,講得特別生動,我們特別感興趣,愛聽,太好玩了。”

  抗日戰爭爆發後,英家失去了這份喜樂平靜。英千里和輔仁大學的一些愛國人士秘密成立了地下抗日組織“炎武學社”,由輔仁大學文學院院長沈兼士任主席,英千里任書記長,直接接受國民政府的指示,在學生中宣傳抗日思想,鼓勵學生投身抗戰。1942年日僞特務機關把他抓進監獄關了3個月,用盡刑罸,一無所獲,只好將他放了。

  1944年2月,他再次被捕,國民政府起初以為他已英勇就義,還在重慶為他舉行了追悼會。英寧為此特別欽佩他,“一個家族出名人不難,出英雄不易呀,老虎凳、辣椒水,那可是動真格的!老爺子一介寒儒,能視死如歸,不屈不撓,了不起。別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做不到我爺爺那樣。”

  一年後,日本投降前夕,英千里在社會各界的營救下出獄。英若誠當時從天津聖路易中學畢業,已經獲得免試進入劍橋大學的資格。英千里與兒子長談了一次,“當初你爺爺把我送出去,是希望我從小就學習西方文化,從根本上了解西方世界的科技和文明,將來好為自己的國家做事,可他萬萬沒有想到,這造成我一生無法彌補的欠缺。我12歲出國,24歲回來,完全不了解中國社會,很多應該做又很想做的事情都做不了。”他勸兒子以自己為鑒,放棄劍橋,改在國內上大學,“千萬不要從一個外國學校出來,再進到另一個外國學校裡去。”

  英千里知西不知中,英若識講了一件趣事,“他12歲出國,像個外國人,中文不如英文好。他當教育局局長的時候,很多人找他題字,其實都是我母親代他寫的。”

  抗戰勝利後,英千里作為抗日英雄受到國民政府的重用,做過北京市教育局局長和南京政府教育部的司長,但他的個性與官場格格不入,這個官當得很痛苦。英若識回憶說,“他很清高,官場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情他都不懂,屬於一點不會來事的那種人。”

  英若識記得有人給他父親送過一塊銀盾,銀盾上刻了“步步高升”4個字,“我父親當時就把這個人駡回去了,這是我親眼看見的。他一直保持着知識分子的人格,對官場很不適應。”

  英千里後來告誡他的子女,“長大之後,一不可為官,二不可從藝。”英若誠清華畢業後跑到北京人藝當了演員,後來又官至共和國文化部副部長,這些都是老爺子料不到、也管不了的事情了。

  1948年12月,北京已被解放軍圍城,英千里作為國民黨政府“大陸人才搶救計劃”中的重要人物和胡適等人從北京東單機場匆匆飛往南京。在此之前,英若誠曾專門從清華大學跑回城裡,勸說父親留下來,不要跟着國民黨去台灣。

  “我的宗教信仰怎麼辦?”這是英千里最大的擔憂。

  英千里到台灣後與政界再無瓜葛,專心教書。先是主持台灣大學外文系,1955年後又全力投入到輔仁大學的復校上。

  英家幾個孩子中惟有大哥英若勤在那之後見過父親,“我大哥那時候在上海工作,他跟着他們單位中國石油公司去了台灣,在那裏跟我父親見了面,還幫我父親買了傢具。”

  英若勤看到國共兩黨似有劃江而治之勢,就離開台灣回到上海,回來之後跟家裏人講了英千里在那邊的情況。英若識記得父親寄過一筆路費給家裏,還寫了封信,“催我母親帶我們去台灣,他特別惦記我的小妹妹若嫻,我父親走的時候她才4歲。”

  英千里走後,蔡葆真帶着7個孩子艱難謀生,她賣了一些古董維持生計,凡是在讀的孩子,一個都不讓他們中斷學業。生計艱難,免不了借債度日,她把丈夫寄來的路費都拿去還了債。1950年前後,她寫了封信讓丈夫再寄一筆錢,這封信下落不明,家人從此與英千里失去了聯絡。

  英千里在台灣收養了鄰居家的女兒韓拱辰為義女,1980年她在英若誠訪美時設法與他取得聯繫,交給英若誠許多珍貴的資料和照片。

  英千里在台灣恪守着天主教徒的生活準則,一生沒有另娶。羅馬教廷給他授予了爵位,這個殊榮他的父親英斂之去世後也曾得到過。

  海峽的這邊,他的孩子們與他劃清界限,放棄了原有的宗教信仰,積極向黨組織靠攏。卻因為家庭出身太差,海外關係複雜,多數被組織拒之門外。

  英千里辭世後,蔣介石為他親筆題寫了一塊匾額,上書“教績孔張”4個大字,時任行政院院長蔣經國親自主持了他的追思會。出殯那天,為他抬棺的全是立法委員。

  1993年,英若誠在馬英九幫助下終於成行去台灣訪問。馬英九和余光中都聽過英千里的英美文學課,馬英九自美國留學返台後,擔任過蔣經國的專職英文翻譯;余光中曾說,在英美文學的學習上,他從英千里那裏受惠最多。

  英若誠為父親掃墓在當時是島內各大媒體爭相報道的大新聞。英若誠在自己的回憶錄裡說,在父親的墓碑上他看到了父親的照片,“樣子比我記憶中要衰老”。這是他與父親的最後“團聚”,此後他的身體狀況惡化,再沒有踏上台灣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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