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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人物誌王全安:《白鹿原》不得不說的事

http://news.sina.com   2012年02月18日 02:43   北京新浪網

  採訪、撰文/王玉年 攝影/鄭福德

  新浪娛樂訊 几乎每一個參加《白鹿原》的演員,在柏林見到我都會說,“原來有兩場戲很好看,但是現在被刪掉了。”

  在柏林電影節的記者會現場,王全安話裡有話,“即便《白鹿原》只有40%的力道,在柏林還是有一定殺傷力的。”

  坦率講,《白鹿原》在柏林的處子秀沒有獲得媒體預測的轟動性成功。電影節場刊上,《白鹿原》的影評人綜合打分是1.9,排位在所有競賽片中據較後位置。盡管有不少媒體對於《白鹿原》給予了一定程度的鼓勵和肯定,但也有部分外國媒體認為電影過長,敘事不夠完整。作為一部備受中國影迷期待的電影,《白鹿原》的登場有些跌跌撞撞。

  但毫無疑問,《白鹿原》值得中國觀衆去影院欣賞的電影,按照導演王全安的話說:希望《白鹿原》可以讓我們找到根,承認自己,原諒自己。

  很多人詬病《白鹿原》為何戛然而止,許多線索沒有得到充分的鋪陳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但有一個細節被忽略了,《白鹿原》在電影節官網和宣傳冊上最初顯示的片長分別為188分鐘和185分鐘,而實際上映的版本片長只有160多分鐘。在國內之前舉行的一次非公開試映活動中,《白鹿原》片長為220分鐘,而那次放映得到了文化圈名人的一致好評。

  據知情人士透露,《白鹿原》最初交送電影節審片的版本比現在放映的多了20分鐘,主要的刪減集中1938年之後的故事。其中成泰燊飾演的白孝文戲份刪減最大,與這個人物有關的所有線索都出現了一個問題。而《白鹿原》主演張豐毅看完電影几乎徹夜未眠,他與劉威在電影放映之後,取消了全部的媒體採訪。

  在柏林電影節閉幕的前一天,我在阿德隆飯店見到了王全安,他的嗓子有點沙啞,我也嚴重睡眠不足,兩個人之間的對話就這樣跌跌撞撞地開始了。談到電影創作,王全安滔滔不絶,輕易就可以感受到他飽滿的創作熱情。而談到電影在製作完成後面臨的種種客觀問題,王全安卻總是透露出些許無奈,說話的速度也放慢了很多,似乎害怕不小心觸碰到什麼。

  正如白鹿原子民多舛的命運一樣,電影《白鹿原》從開拍到之後,注定要經歷一系列複雜的故事。從內蒙古海拉爾開機,到柏林電影節首映,按照導演王全安的話說,這比電影還要好玩兒。

   “站在柏林的舞台上,開始思索《白鹿原》”

  新浪娛樂:什麼時候開始醞釀要拍《白鹿原》,什麼時候知道自己可以拍了?

  王全安:第一次是2004年底,西影廠找我拍《白鹿原》。我當時剛把《驚蟄》拍完,因為非典,德國的一筆錢沒了,後期資金不夠,西影廠給了我錢。然後西影廠就想要我拍《白鹿原》,

  預算3000萬。但我當時不習慣改編別人的小說,拍攝宏大題材的電影。

  但我本身也愛寫劇本、愛戲劇,在能力上不排斥創作。我也要讓更多的人看到自己的電影,就答應了。然後蘆葦弄劇本,弄了一年多,劇本沒通過。後來我又自己弄,主要是為了向西影廠交差,寫了大綱,後來發展成劇本了,16天寫完。交了差我就打算撤了,結果廠裡一看,覺得還挺有意思。當時我也沒多想,因為不是衝著送審去的,是衝著拍攝去的,所以創作比較松馳,結果電影局看了看,提了點意見,通過了。

  新浪娛樂:當時已經是2006年了?

  王全安:對,結果西影廠沒錢了,大家都想不到,西影廠怎麼會沒錢呢?那會兒西影廠剛賣了一塊地,有一億多資金,他們說沒錢了,我很意外。當時我就把劇組解散了,後來改編的版權賣到北京一家公司去了。

  新浪娛樂:北京的公司找過你嗎?

  王全安:跟我談了,我聽他那個路子不行。

  新浪娛樂:什麼路子?

  王全安:他想按商業電影操作,但錢不夠,然後一直在炒作。我覺得不是那個狀態,像《白鹿原》這種作品,就像文物似的,沒有把握你別碰。

  新浪娛樂:他們都怎麼炒作呢?

  王全安:不停換導演,不停折騰。你記得那時候媒體上演車輪大戰嗎,先宣佈一個導演,過幾天再換一個,好像把所有能說的導演都說了,我估計他都沒找人家。

  他們找我談,我回絶了。接着就拍《圖雅的婚事》、《紡織姑娘》、《團圓》。《團圓》2010年在柏林得了最佳編劇奬,我當時在台上想的事情跟柏林電影節一點關係都沒有。舞檯燈特別亮,我當時心裏面特別溫暖。我的念頭是:這下,我可以好好拍電影了。

  新浪娛樂:《圖雅的婚事》拿的是金熊,你豈不更興奮?

  王全安:沒這個概念。

  新浪娛樂:為什麼呢?

  王全安:當時我覺得,大環境還沒到可以讓人認真拍電影的地步。我們推崇的那種形態,其實是很有局限的。

  新浪娛樂:是觀衆的接受能力嗎?

  王全安:觀衆就更不用說了,我是指創作。當時電影界裡總是要那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東西,這不是我想要的。《團圓》那時候,我感覺時機到了。最典型的例子,《團圓》這樣一個海峽兩岸的題材,柏林電影節的國際媒體沒有一個問政治問題的,不是每次都審問我為什麼拍這電影,你在中國怎麼怎麼著。

  當時有德國記者告訴我,這是他第一次忘了在看中國電影。他問我覺得這是好事還是壞事,我說太棒了,終於等到這一天了。

  當我帶着《團圓》在台上領奬的時候,我覺得中國一旦打開了,裏面的東西特別絢爛,有太多可拍的東西了,好像打開了一柜子珠寶。回來就三月份,我找了電影局談話,之前那個劇本過審的時間過期了,要重新申請。我大概和領導介紹了一下我的想法,他們就覺得這是個好片子,9月份我們都開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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