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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導演胡遷自縊身亡 誰又有資格緬懷他呢?

http://news.sina.com   2017年10月15日 23:53   新京報

  10月12日,青年作家、導演胡遷(原名胡波)被發現自縊身亡。13日,胡遷圖書出版方華文天下、First影展組委會等發布訃告,證實了胡遷離世的消息。

  胡遷,本名胡波,生於1988年7月20日,山東濟南人,2014年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2016年,胡遷創作的中篇小说《大裂》,獲得台灣第六屆世界華文電影小说奬首奬,2017年初,出版同名短篇小说集《大裂》。離世前剛剛出版他的第一本長篇小说《牛蛙》,並編劇、執導了他的第一部長片電影《大象席地而坐》。

  對多數小说讀者和電影觀衆而言,胡遷的名字稍顯陌生,但在近一兩年的文壇和電影界,胡遷是青年一代中頭角崢嶸、備受矚目的創作者。最早在《大裂》籌措出版發行時,出版方曾給我們寄來了樣書和資料,聯繫採訪事宜。因各種原因,採訪未能成行。未成想再次聽聞胡遷的名字,卻是他自殺離世的消息。

  “才華”、“純粹”和“善良”,是胡遷的特質。活着,卻是傷害與被傷害。胡遷的離開,引起了無數相熟或不相熟的人轉發、撰文、追憶、悼念。而語言卻是這麼一樣東西:说出的那一刻,它就變了質,像極了活着本身。在種種難以還原的混沌中,我們如何去緬懷他,又有誰有資格去緬懷他?

  把目光放得再遠一點,僅僅過去的一年多,我們在公共記憶中,就經歷了政治學學者江緒林、“史學天才少年”林嘉文、台灣作家林奕含的自殺。無論哪一次自殺事件,除了悲痛和紀念,永遠伴隨着“想不開”“太懦弱”的指責;抑或是添油加醋的“傳奇”故事。許多年來,我們都在如何面對“自殺”這件事?或者说,我們都在如何面對“活着”這件事?

  採訪、撰文  |  新京報記者  張婷

  為何自縊?

  光芒的背后,有濃稠的黑暗

  “這個操蛋的世界不配有他。”

  談及胡遷的離世,演員王陽(化名)沉默半晌,吐出這句話。王陽跟胡遷因電影《大象席地而坐》結識,合作之后友誼保留下來,成為喝大酒吹牛皮的好哥們兒。“胡波是我合作過的青年導演裏最有才華的一個,不是因為他走了才這麼说。”跟王陽一樣,“才華”是朋友們試圖講述胡遷時,最常用到的詞彙。

  胡遷身上的才華有着灼人的光芒。自縊之前,他剛剛出版了最新長篇小说《牛蛙》,第三部小说也已寫好,除了拍攝完成、后期製作中的第一部長片,還有亟待啟動的新電影以及舞台劇項目。今年年初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大裂》更成為讓評論界和讀者們驚艷的口碑之作。胡遷的生活,看起來如同炫目的陽光一般,正不可抑制地鋪展開來。

  但光芒的背后卻是濃稠的黑暗。

《大裂》  作者: 胡遷 
版本: 九州出版社  2017年1月《大裂》  作者: 胡遷  版本: 九州出版社  2017年1月

  10月12日,是胡遷好友趙亮(化名)的生日。他們同住一個小區,平時經常串門喝酒聊天。生日這天,趙亮想跟胡遷聚聚,一塊吃頓飯,但胡遷的電話、微信遲遲無人回應。因為胡遷常常忘帶家裏鑰匙,便把備用鑰匙留給了趙亮。晚上七點,趙亮前往胡遷家中查看,四處不見胡遷,只有他那隻白貓靜靜卧着。轉頭出門,卻在公寓外的樓梯間看到了胡遷懸掛的身體。趙亮形容在那個瞬間,他的“身體裏炸了一下”。说完,他沉默着,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緒,卻在下一秒無法抑制地啜泣起來。

  “這一年,出了兩本書,拍了一部藝術片,新寫了一本書,總共拿了兩萬的版權稿費,電影一分錢沒有,女朋友也跑了…螞蟻微貸都還不上。”胡遷對自己這番自嘲式地調侃,成為很多人猜測他離開的線索:電影、感情、經濟似乎都陷入了僵局。

胡遷與王小帥在片場。胡遷與王小帥在片場。

  私下裏,胡遷曾跟很多親近的朋友、出版社編輯、文壇前輩提及他的電影《大象席地而坐》在製作中陷入諸多困境。這部電影由知名導演王小帥擔綱監製,冬春電影作為製片方。但在製作后期,圍繞着剪輯版本、署名權等問題,雙方矛盾不可調和,一度鬧到要借助法律途徑解決。據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胡遷執導這部電影沒有任何導演費用,因堅持3小時50分鐘的導演剪輯版本,與製片方産生巨大分歧,最后被剝奪了導演署名權——這部由他編劇、導演的作品,最終卻完全不屬於他了。我們就此向冬春影業總裁、製片人劉璇求證,她表示不願對此事細節做更多回應,“現在胡波剛剛走,在這個時間節點上,我真的覺得去講任何這些過往不合適。給他一個安寧吧。”

  很多朋友提及,第一部長片的遭遇,給胡遷帶來了極大打擊,戳破了他最初的某些信任和希望。事實上,胡遷的第二部電影項目已經找到投資亟待啟動,但胡遷跟朋友調侃,可能再拍一部,也還是會一樣,“又被玩兒了”。除了電影創作上的種種艱難,感情上的挫折和不順,或許也造成了“暗影”的一部分。

  這些現實困境跟胡遷的離開之間,有何種關係,成了一場剪不斷理還亂的糾葛。常年關注生死教育的心理學家陸曉婭分析,心理危機中有一類是存在性心理危機,它産生的原因可能有現實的困擾,也可能跟現實不具備明顯的因果關係。

  我們如何談論“自殺”?

  唐突指責與輕薄想象,成為講述的兩種傾向

  台灣作家黃麗群算得上跟胡遷交流最密切的文壇前輩。2014年相識以來,胡遷經常把小说作品拿給黃麗群閲讀,也是經由黃麗群推薦,胡遷的小说得以在台灣出版。2016年8月,胡遷赴台北領取華文世界電影小说奬,台灣著名作家駱以軍做東,黃麗群一道,跟胡遷小聚。席間,兩位文壇前輩建議胡遷可先從短篇小说創作開始,作為突破口摸索小说創作的道路。

  或許是聽進去了此番意見,從台北回來之后,大半年的時間裏胡遷密集創作了一批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並很快由華文天下集結為《大裂》出版發行。雖然創作量不少,但黃麗群認為“胡遷的寫作不是依靠那種規律性的勤奮,他很信賴狀態和靈感”。胡遷用一種本能的、單純的衝動推進着他的創作。“妥協,對胡遷來说是髒字”,交談中,黃麗群如此描述胡遷的純粹,這種純粹既體現在他的作品裏,也體現在他的性格和為人上。也正因為這種執拗的純粹,胡遷的作品往往走向“極盡”,直指人生的絶望,帶來極大的壓迫感。

作者: 胡遷 版本: 九州出版社 2017年10月
出版方華文天下相關負責人表示,小说《牛蛙》已經有重量級影視公司來洽談影視改編問題,但還沒來得及告訴胡遷,他就已離開。  作者: 胡遷 版本: 九州出版社 2017年10月 出版方華文天下相關負責人表示,小说《牛蛙》已經有重量級影視公司來洽談影視改編問題,但還沒來得及告訴胡遷,他就已離開。

  或許,這種形而上的絶望才是胡遷做出自縊選擇的緣由,但種種試圖追根溯源的努力,都只能還原部分真相。“我可能有抑鬱症吧”,跟朋友聊天的間隙,胡遷會偶爾如此調侃自己。

  胡遷的離開令人震驚,但走出一些距離來看,自殺事件一直層出不窮。僅僅是在過去的一年多,我們的公共記憶裏,就先后有政治學學者江緒林、“天才史學少年”林嘉文、台灣作家林奕含的自殺離世。每個人的私人記憶裏,或許也總有跟“自殺”有關的記憶。

塔可夫斯基與貝拉·塔爾,是胡遷最欣賞的兩位導演。今年夏天,胡遷曾有機會參與貝拉·塔爾的訓練營,同期訓練營的青年導演透露,貝拉·塔爾對胡遷賞識有加,原本可能擔綱胡遷執導的第二部電影的監製。胡遷離世后,他的微博粉絲從原來的一千多漲到一萬多,很多網友去轉發、撰文紀念。對胡遷的“重新”發現和緬懷,珍貴的同時,卻也夾雜着沸沸揚揚的無力。但是,誰又能是那個最有“資格”緬懷他的人呢?  塔可夫斯基與貝拉·塔爾,是胡遷最欣賞的兩位導演。今年夏天,胡遷曾有機會參與貝拉·塔爾的訓練營,同期訓練營的青年導演透露,貝拉·塔爾對胡遷賞識有加,原本可能擔綱胡遷執導的第二部電影的監製。胡遷離世后,他的微博粉絲從原來的一千多漲到一萬多,很多網友去轉發、撰文紀念。對胡遷的“重新”發現和緬懷,珍貴的同時,卻也夾雜着沸沸揚揚的無力。但是,誰又能是那個最有“資格”緬懷他的人呢?

  大學時代,我常常去旁聽哲學學院的課程,因此緣故認識了哲學班的同學。其中有一位平時溫和如水、安安靜靜的男孩,某一天毫無徵兆地選擇了從樓頂飛身躍下。

  他的離開,激起了一片指責:“想不開”“念哲學念傻了”“懦弱”“對不起父母”“不負責任”。。。。。。 同樣地,也有無數相熟不相熟的朋友轉發微博、點蠟燭、寫文章緬懷。但這些追思,又微妙地令人反感,那感覺,就像是“我的朋友,變成了一條微博。”

  這些緬懷當中自然有真誠的悲傷,但那些蠟燭和紀念,讓“自殺”變成了一種抽象的敘事,甚至,成為一種被抽空了的“傳奇”。多年以后,採訪一位知名學者時,談及生死問題,他一再強調自己小學時就想過多次要自殺,言談之間儼然將自殺作為早慧的明證,成就傳奇的道具。

  我們都如何去談論“自殺”這件事?

  很多年過去,每每遭逢類似事件,我們仍然處在這兩種傾向之間:要麼是粗魯無禮地指責“想不開”,要麼是浪漫化地輕薄想象。

  人生這場過山車

  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同等重要

  無論是公共記憶中自殺的“陌生人”,還是私人記憶中自殺的朋友,他們各自面臨着自己的困境。很多自殺者的選擇平靜而決絶,讓旁觀或悼念的人找不到一絲置喙的縫隙。

  “未來對我太沒吸引力了。僅就世俗生活而言,我能想象到我能努力得到的一切,也早早認清了我永遠不能超越的界限……”被譽為“天才史學少年”的林嘉文如此描述他自殺的緣由。江緒林在遺書裏,則用極為清晰平靜的筆觸,有條不紊地安排了身后事。他們的離開都曾經被歸咎為“抑鬱症”,但如同江緒林的摯友和前輩、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劉擎所说,“我總覺得,用抑鬱症這個詞去说緒林,太輕巧了,太方便地打發了一切。”

  “理想主義是可貴的,但健全的現實感以及審慎、妥協甚至迂迴的精神也同樣是可貴的品質,也同樣有古典思想的淵源。追尋理想的道路漫長,請珍惜自己的生命。我們走得慢,才能走得更遠。” 劉擎在江緒林追悼會上,以此來提示“現實感”的可貴。

  理想主義的氣質是難得的、值得保護的,但另一方面,泥沙俱下的生活卻要求我們同時具備一種現實主義的氣質。這種現實感中,要有能擁抱最柔軟的美好的溫情,也要有能抵抗最堅硬的醜陋的無情。因為人間總是如此,同時揣着溫情和無情,高尚和無恥,柔軟和堅硬。

  僅僅是在過去的一兩年內,我們的公共記憶裏,就先后有政治學學者江緒林、“天才史學少年”林嘉文、台灣作家林奕含的自殺離世。他們各自面臨着不同的“困境”,但我們在公共討論中,對“自殺”的談論卻從沒有脫離輕慢的指責與想象。

  當然,這不是说誰就有資格指責或評判那些選擇了自殺的人。

  每個選擇以自殺謝世的人,都面臨着自己的深淵。但每一次沸沸揚揚的緬懷背后,總有更多的自殺者,走得無聲無息。生命如同草芥一般無人在意,破土而出之后,又被“以萬物為芻狗”的命運一把扯斷。

  在我更小一些的時候,鄰居有一位常常面帶笑容的老人,她后來身患重病常年卧床,子女拒絶提供醫藥費,也不去探望。在某個深夜,她喝農藥自盡。她是為了不再忍受病痛的折磨嗎?還是對人世已經沒有眷戀?抑或是,她想讓無情的子女感到一絲絲愧疚?又或者,她什麼都沒想。無論她喝下農藥的瞬間是何種狀態,最悲哀的或許是,她的死沒有引起一絲一毫的響動。過了幾天,她的子女就若無其事甚至神采飛揚地過起了自己的生活。她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活了,又無聲無息地死了。

  像那首流傳甚廣的詩。

  此刻,有誰在世上的某處哭,

  無緣無故地在世上哭,在哭我。

  此刻,有誰在夜裏的某處笑,

  無緣無故地在夜裏笑,在笑我。

  此刻,有誰在世上的某處走,

  無緣無故地在世上走,走向我。

  此刻,有誰在世上的某處死,

  無緣無故地在世上死,望着我。

  或許人生就是這樣一件無緣無故的事情。

大笑的胡遷。大笑的胡遷。

  沒有人能知道,每一個選擇提前離場的人,那些我們曾經的同行者,在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一念”裏頭包含的整個宇宙。有些話,人可以跟朋友講;還有些話,人只能跟自己講;而更有一些話,人無法同任何人講,也無法同自己講。於是,那團包裹着身前身后的迷霧,總是越來越漲大,真實幾不可見。

  如果说世間有什麼事情是公平的,那大概是在人生這場過山車裏,每一次升上巔峰的狂喜與每一次墜落谷底的絶望,每一個人都毫無選擇地承擔著共同的“苦”。那每一次吹拂過眼角鼻稍的瞬息,是我們共同擁有的記憶。

  如果你發現身邊朋友或親人有自殺傾向,甚至已經開始策劃自殺步驟與方法,第一選擇是全程陪伴,並立即帶他(她)去醫院就診。注意,並非心理諮詢中心。心理諮詢往往更適用於慢性的抑鬱癥狀,對於出現急性反應的人,醫院治療更加及時有效。

  一般來说,從出現急性自殺傾向到舒緩乃至消除此傾向,臨床上大約需要一周左右的時間。這個時間可能根據個體自身特質與支持系統的不同,産生縮短或延長等相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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