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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城諜影》上官鼎:在歷史中反思的諜戰小说

http://news.sina.com   2017年03月27日 00:01   南方都市報

上官鼎

上官鼎

  本名劉兆玄,1943年生,湖南衡陽人,台灣大學化學系畢業,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化學博士,曾任台灣清華大學校長、東吳大學校長,曾出任台灣“行政院院長”、台灣中華文化總會會長。

  74歲的上官鼎風度翩翩。他來北京宣傳新書《雁城諜影》。2014年,擱筆40年的上官鼎再出新著《王道劍》,引起海峽兩岸武俠迷歡聲雀躍。不到3年時間,作家又有新書問世,這一次,他不走老武俠的“套路”,寫起了時髦的“諜戰”。

  “上官鼎”是劉家三兄弟劉兆玄、劉兆黎、劉兆凱的筆名,十七八歲的年紀,他們應徵為古龍續寫《劍毒梅香》,此后約稿不斷,“六手聯彈”的十余部武俠小说在1960年代的台灣贏得盛名。三人都主修理工科,后來各自投身學業,於1968年登報宣佈封筆。2012年,已辭去“台灣行政院院長”之職的劉兆玄在福建寧德偶然聽到一個關於明朝建文帝下落的故事,煌煌巨著《王道劍》在15個月內飛速寫成,隱遁四十多年的“上官鼎”重出江湖。

  《雁城諜影》或是劉兆玄的望鄉之作。劉兆玄祖籍湖南衡陽。衡陽因“北雁南飛,在此歇翅停回”又稱“雁城”,小说《雁城諜影》以抗戰后期震驚中外的“衡陽保衛戰”為背景:五個剛出校門的少女亂世中面臨愛情和信仰的抉擇,空中戰場國軍空軍部隊輓狂瀾於既倒,國共雙方和江湖人士共同營救國軍將領方先覺,成為全書最激動人心的篇章。

  上官鼎想從武俠小说的浪漫飛地抽身,轉向更寬廣的時代和更深邃的歷史。他的第三本小说《從台灣來》已在台灣出版。“我想寫一些更與歷史相契合的,在歷史當中有反思的小说,我要放一些訊息在裏面,而不是純娛樂性的。至於那種浪漫的、天馬行空的武俠小说,说實在話,現在的上官鼎也許寫不過四十幾年前的上官鼎。十六七歲是最能做夢的時期。”他微笑着告訴南都記者。

  地理跟整個的歷史分不開

  南都:你以前慣寫武俠小说,這次為什麼寫起了諜戰?

  上官鼎:2015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我們台灣中華文化總會考慮要為抗戰勝利做點新的文創。總會拍了一部紀錄片,講述抗戰時期國軍空軍和日本人的對抗,叫做《一飛衝天》,非常受到好評。我個人也想做一點事情,於是寫了一本抗戰主題的小说。《雁城諜影》裏主要的戰場,一個是在天上,寫空軍,另一個在地上,寫衡陽會戰,我們台灣叫“衡陽保衛戰”。

  我選衡陽保衛戰有兩個原因。第一,從大局來講,在抗戰的數百場戰爭當中,衡陽保衛戰是少見的一場作戰時間不長,並且日軍的死傷遠大於國軍的戰役。國軍用不到2萬人抵抗超過10萬敵軍。雖然衡陽最終被日軍佔領,但日軍實際上的傷亡數量非常之大。這個死傷數字也是少見的在日本自己的軍報當中被承認的。一般來講,仗打完之后,雙方公佈的傷亡數字是湊不攏的,都说自己比較厲害。因此這是一場很特殊的戰爭。

  於私來講,我父母都是衡陽人,我現在還能講點衡陽話。我對衡陽這場戰爭很有一些感觸。1944年正好是抗戰的決定性時刻,可以说是黎明前的黑暗。

  至於人物,我選擇了五個女生,她們剛從學校畢業,面臨這樣一個大時代的轉變,我想寫她們對未來生涯的抉擇,她們的理想、愛情。現在的讀者,尤其台灣的讀者,很少有對大時代的感覺。我的母親比我寫的幾個女生年長一點,抗戰中她已經不是剛剛畢業了。但是她在衡陽讀第六女子中學時的很多事情,都曾講給我聽過。那個時候年輕女學生的想法、生活的細節,我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她的朋友們到我們家來聊天,我也可以多少感覺到一些,聽到她們生活裏很有趣的點點滴滴。這些東西加在一起,我才有膽量來寫。不然你想想看,這個戰爭發生的時候我才兩歲,不大可能有深入的體會。只是靠着這個淵源,才能把時代感呈現出來。

  南都:你對衡陽熟悉嗎?怎麼去複原老衡陽城的樣貌?

  上官鼎:我2012年去過一次,已經跟我寫的衡陽完全不一樣了。老的衡陽我一方面是從父母那裏聽來,一方面也收集很多當時的資料。所有資料裏對我幫助最大的是兩張地圖。一張是衡陽保衛戰時的軍事佈陣圖,圖是當時手繪的,我方的第幾軍第幾團在哪裏,敵方的第幾軍第幾團在哪裏,都有不同的箭頭標示。甚至於邊上還寫着一句話,某月某日,有軍士游泳過湘江,摧毀日本炮兵陣地后又游泳返回。我在小说裏寫到這個細節,因為行動需要知悉秘密的水道,我把帶路的人杜撰成那五個女孩子之一。

  還有一張地圖是當時整個衡陽城的地圖。衡陽城一直沒有好的地圖,我甚至問了現在的衡陽市政府,他們很願意幫忙,但找不到當時的地圖。直到小说快要出版的時候,他們找到一張舊地圖,是日本人画的。我們當初根本沒有繪地圖的觀念。但是侵略者為了要攻打這個城市,在攻打之前會找一些人來,不管以觀光的身份還是別的身份,詳細地測量和拍照。我對這個地圖感觸良多,你可以看出兩國當時國力的差距不止在飛機大炮上。在“軟件”方面也是差太多了,根本沒有繪製精準地圖的意識。反而侵略者處心積慮,早有預謀。製作這張地圖的時間是在衡陽保衛戰的前三四年。日本人這一點很厲害。

  寫《王道劍》我也找了一張地圖。因為朱元璋建都在南京,到了明成祖才遷都北平。很多事情發生在南京,所以我想了解當年的南京,正好找到了一張明朝的地圖。《王道劍》裏寫的南京的道路都是真實存在的。找到地圖很重要,因為地理跟整個歷史分不開。

  蘇聯對中國空軍的援助是“雪中送炭”

  南都:你的父親劉國運是台灣空軍的指揮官。你對衡陽保衛戰中空軍作戰的情況的了解,是否也來自父輩?

  上官鼎:應該说是的。抗戰時期講空軍大概分為幾個階段。國軍空軍的戰力大概在抗戰前幾個月就消耗光了,而且我們又不能自己製造飛機。到了南京之戰結束,几乎沒有能力抵抗日本人的飛機。此時有一段歷史是很少被提到的。講抗戰的外援,都會講到陳納德的飛虎隊,但這是很后期的。當中有一段艱苦的時間,其實是蘇聯的志願軍前來援助。戰爭期間飛機消耗非常快,幾年之內,蘇聯前后賣給我們上千架飛機。現在我寫的都是正面戰場的事情。很有趣的是,蘇聯不希望中國被日本打垮,如果中國戰敗,说不定日本和德國就可以在蘇聯會師。

  這本書裏寫到的男主人公譚維俊就是在蘇聯受訓。一直到1940、1941年,蘇聯和日本簽訂了兩國互不侵犯條約,蘇聯對國軍空軍的援助才停止。那是抗戰最艱困的時候。等到美國空軍進來,日本已是強弩之末。到了抗戰勝利前一年左右,制空權是在我們手上的。因為美國最新式的飛機給了我們,飛虎隊也來協助。同時日本在太平洋又犧牲得厲害。其實飛機犧牲還好,我認為更嚴重的是有戰術和戰績經驗的好飛行員全部死光了。

  南都:現在的抗戰小说寫空軍的非常少,不知是什麼原因?

  上官鼎:大家常常忽略空軍的原因在於,空戰不像地面戰爭,感覺上沒有那麼慘烈,犧牲的人數和地面戰爭比起來也少很多。但空軍對於戰爭的勝敗很關鍵,一旦喪失制空權,敵人可以長驅直入。我在紀錄片裏提到,英國皇家空軍抵抗德國侵略的時候,丘吉爾有一次對英國皇家空軍的犧牲做了一個非常棒的總結,他说,雖然死的人與地上的人不能比,但能夠上天開飛機的人都是精英。還说在人類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那麼多的人欠那麼少的人欠得那麼多。用中文说有點拗口,他是用非常漂亮的英文講的。

  確實像你講的,空軍在文學作品裏寫得不多。有一段歷史值得一提。在國民黨自己建立的空軍打得差不多、美軍還沒有增援之前,這段時間真正對中國抗戰有助力的其實是蘇聯。每個國家都為自己的利益打算,這是正常的。但我們實質上得到了非常大的幫助,真的是雪中送炭。當時一些西方國家一天到晚譴責日本,卻沒有實際行動。

  武俠小说需要雜學、俠義和對決

  南都:你與文學的淵源源自武俠小说。你最開始寫武俠小说是被什麼促動?

  上官鼎:那時候在台灣,無論學生、教授都讀武俠小说。我寫武俠是上高三的時候,但是我初中就開始看金庸了。我以前看過更老的,1949年以前的中國大陸的老作家寫的武俠小说,當時台灣還買得到。后來看到金庸的小说,頓覺驚艷。現在大部分的武俠小说都跳不出金庸的影響,因為他寫得太多了,各式各樣的人物,各式各樣的形式都寫完了。也有讀者反映说,《王道劍》可能是跳出金庸影響比較多的一部小说。在這之前,几乎所有武俠小说都在他的統攝之下。至少金庸沒有寫過那麼忠於歷史的武俠小说,歷史對金庸來说只是背景。而歷史是《王道劍》的主軸之一。

  南都:這是你重新提筆之后寫作方向上的轉變?

  上官鼎:是的。我覺得完全浪漫式的階段已經過去了。經歷這麼多年的歷練之后,如果還是寫完全憑想象的、天馬行空的武俠小说,可能不是我喜歡的了。我想寫一些更與歷史相契合的,在歷史當中有反思的小说,我要放一些訊息在裏面,而不是純娛樂性的。至於那種浪漫的、天馬行空的武俠小说,说實在話,現在的上官鼎也許寫不過四十幾年前的上官鼎。十六七歲是最能做夢的時期。

  南都:你復出后的幾部小说在台灣的讀者群裏有什麼反響?

  上官鼎:《王道劍》出版的時候,讀者都很期待。因為很久以前他們就看過我的武俠小说。那個時候的迴響是很強烈的,大家都很開心,我又重新開始寫了。沒想到第二本《雁城諜影》是完全不一樣的小说,但它又吸引了一批對抗戰有興趣的讀者。第三部因為題目叫《從台灣來》,我相信對年輕的朋友吸引力比較大。

  南都:你現在寫作的狀態如何?

  上官鼎:我一開始寫,就會非常投入。我寫得很快,《王道劍》九十萬字,十五個月就寫完了。《雁城諜影》四個月就寫完了。而且我任何時候都可以寫,旅行的時候也帶着稿紙。

  本版采寫:南都記者 黃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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