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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中國人慾望有兩種 得不到時打拼得到後揮霍

http://dailynews.sina.com   2019年02月01日 16:42   北京新浪網

  原標題:對中國人來說,慾望只有兩種:得不到時打拼,得到後揮霍

  來源:中國新聞週刊

  杜絕慾望的年代,時刻閃爍着慾望的影子

  我傾心於慾望的痛感

  文/陳希我

  我知道爲什麼找我寫這個,因爲我的寫作曾被稱爲“慾望寫作”。並且因爲我曾經留學日本,闡釋我作品時,常會聯繫到日本。

  但其實,那時候日本已經不再是慾望的日本。“平成泡沫”破滅,“消費即美德”已經不再,及時行樂已經不能。雖然大前研一的《低慾望社會》還沒出來,但有了中野孝次的《清貧思想》。街頭看到脖子上掛着粗粗金鍊條的,更多是在日本的中國人。中國人仍處在狂熱拜金期。

  很多赴日中國女孩喜歡花花綠綠金光閃閃的衣裝,覺得那就是富裕。待久了才知道,那是人家“雞婆”的服飾。

  那個國家給我們最大的想象,就是性慾。那時我們二十來歲,慾火難耐,去脫衣舞場。這種地方一天內是不清場的,可以從早上泡到晚上。於是不吃不喝,紮在座位上,誓死要把幾千日元的門票成本撈回來。還要賺更多。哪怕是音樂震耳欲聾,哪怕臺上表演山重水複,了無趣味,就是不退場。金錢欲已成了對身體欲的折磨。脫衣舞場裏,似乎很少有日本年輕人的身影,基本是中老年人,那些拽着生命尾巴不肯撒手的大叔大爺們。日本年輕人怎麼滿足慾望?進出其他風俗行業的年輕人也不多。坊間出現了描述年輕人的詞:食草族。

  不僅日本,歐美人也在慾望面前後撤,甚至包括剛作爲“四小龍”被我們追崇的韓國。2016年,韓國小說《素食主義者》獲得“國際布克獎”,其中難說沒有歐美人對這個新晉東方現代國家的呼應。我的歐美朋友裏很多是素食主義者,與信佛無關。

  再往前看,我們還可以看到“左翼”思潮,法國的,日本的,意大利的,美國的……但不包括中國。2018年,西方“白左”成爲衆矢之的,中國人也跟隨糟踐之,但是否有人想到,當初“白左”產生,正是來自對物質發達社會裏飽享慾望的反動?或者說,是“吃飽了撐的”。這跟中國完全兩回事。中國人還像海綿一樣猛吸着物質。

  我出生在物質極度貧乏的年代——60年代初。用大人們的話說,能夠活下來已屬不易。但人既活着,就會有慾望。爲了讓食慾得到滿足,父親在菜湯裏撒胡椒粉。福州人傳統飲食講究清淡,吃不得辣,就連蔥蒜都會導致上火。但父親說,辣一下,嘴裏的飯就會趕緊吞下去,飯就下嚥了。

  父親是出名的會發明生活小竅門的人,但他這理論簡直是悖論。難道我們奢侈到了厭食的地步嗎?必須用騙的方法讓自己吃食?這是生理需求與慾望需求的矛盾。

  中國人有智慧,有很多“窮開心”的方法,比如我母親,爲了讓孩子喜歡,折騰出不少“假”的食物。那年代“瓜菜代”,糧食不夠,地瓜幹來湊。但我們小孩偏是餓死也不願吃地瓜的主。母親於是像千千萬萬家庭主婦一樣,把地瓜幹磨成粉,然後用一個木模板壓成月餅的模樣,喊着“月餅來啦!”端上桌來。那模板是借來借去的,刻有精美的月餅上常有的圖案。除了難以下嚥的口感,地瓜餅確實像極了月餅。

  物質不夠,想象來湊。在那樣的年代,我們被要求艱苦奮鬥,從精神上來解決慾望。雷鋒那雙打了補丁又補丁的襪子,比新襪子還讓我們傾倒。我至今還不喜歡穿新裝。

  那時候曾聽夥伴吐露“落後”甚至是“危險”“墮落”的言論。電影裏,壞人都是花天酒地,有吃有玩,他說:我想當壞人!

  但指導者仍然是知道調動慾望的作用的。對外宣傳,不能用艱苦樸素。或者是既知對方已是無可救藥了,於是順應了他們的慾望?在福建對臺“前線”,臺灣那邊常用汽球飄來政治宣傳品,但裏面夾着美金;大陸這邊呢?也宣傳品加家鄉土特產,臺灣大陸籍的人多,鄉情必須有所附麗,就以物慾爲附麗。

  當然還有起義空軍獎賞多少多少的。我們看着新聞,羨慕的是他們能拿到那麼多獎金。

  在杜絕慾望的年代,其實時刻都閃爍着慾望的影子。到了“國民經濟到崩潰的邊緣”,改革開放是必然的產物。2018年是改革開放40年,幾乎所有回憶都關乎慾望的解放與滿足。改革開放前,我一個親戚拍結婚照,有意把左袖管提上一些,爲的是露出腕上的上海手錶。但沒幾年,這張照片就成了笑柄。臺灣手錶遍地,式樣也漂亮得多,有的還帶夜光。福建漁民跟臺灣人以魚產換取工業產品。那時候全中國,最時髦的地方不是廣東,而是福建沿海。不僅有臺灣手錶,還有臺灣布、用臺灣布做成的喇叭褲,還有臺灣來的“三用機”,連同音樂,鄧麗君、校園歌曲……其實鄧麗君校園歌曲很快就不能刺激我們的慾望了,還有張帝。慾望是黑暗的,沒有抵達黑暗,就只是淺層的慾望。於是有了社交舞會,“黑燈舞”“貼面舞”……

  然後,是接着的“嚴打”。福建就有舞會被當做聚衆淫亂來處理的。

  於是又提倡學習雷鋒艱苦樸素的精神,抵制資產階級思想。1982年7月11日,在西安的第四軍醫大學空醫系大三學生張華爲救一個69歲的掏糞老人,跌入三米多深、池口只有兩尺見方的蓄糞池,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這是一個剛剛出現的英雄典型。張華被批准爲革命烈士、優秀共產黨員。中央軍委發佈命令,授予他“富於理想,勇於獻身的優秀大學生”榮譽稱號,全國開展學習英雄張華的運動。

  十年前,《新京報》紀念“改革開放30年”做系列回顧,我應約寫80年代初的張華事件。我有機會查找一些資料,其實張華也有凡人的生活趣味。他愛美,留長頭髮;學校不允許男女同學單獨在一起,但他卻公開談戀愛;他喜歡聽“靡靡之音”;他還私自修改軍裝,他犧牲那天,就是外出去改軍褲。但這些都被隱去了。就因爲關乎慾望。

  回想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國有兩種方針交替:一是放開慾望,一是收回慾望。

  對中國人來說,只有兩種人生:一是慾望得不到時的打拼,一是慾望得到後的揮霍。

  於是我們爲了滿足慾望,把資源吃光了。2019年來臨之際,最常見的說法是“過緊日子”,或“共克時艱”。

  於是有人說中國也要進入“低慾望時代”了,類比日本,乃至歐美。我倒覺得有區別。人家是尚有資源,慾望後退;我們資源在哪裏?日本人降低慾望,更多的是對鋪張的反思與收斂。日本“失去20年”真的是失去嗎?日本人有着強烈的危機意識,而知識分子本就是監視着社會肌體的“牛虻”,他們的使命就是在哪怕健康的軀體上尋找弊病。

  這跟我們的專家相反。我們的專家們也會談論慾望,他們類比人家慾望社會,說是社會發展的必經階段。殊不知同樣是慾望,我們大不一樣。也許有人會說:我知道不一樣,區別在於:我們慾望勃發源自極度貧乏之後的饕餮。但不僅如此,更重要的,還有規則瓦解之下的暴力。

  這樣的時候,對寫作者倒是書寫的好時代。中國應該出偉大的書寫者,紀實的,虛構的,理論的,形象的……至於文學,那是對慾望的起義。

  說到文學,我們很容易想到這個作家:列夫·托爾斯泰。不少人知道他是偉大的作家,但有多少人知道他是個禁慾主義者?也許不少人知道,但又多少人知道他早年卻是個縱慾者?我們讀到《復活》時,是否想到那個卡秋莎,就可能是他當年的某個縱慾對象?但托爾斯泰確實也像聶赫留朵夫那樣懺悔過。他用寫日記來懺悔,用寫作小說來洗污。但這並不影響他繼續照幹不誤。他甚至還把責任推給女人:“女人把我引入歧途。”列夫·托爾斯泰終生性慾高亢,到了中年,甚至在他已經皈依之後,他仍然在禁慾與縱慾之間掙扎。

  所以,所謂“起義”,並非一勞永逸地令行禁止,而是譁變,以及永無停息的動亂。

  作爲總是在“慾望書寫”上被闡釋的作家,外界往往只在爭論:該不該寫慾望?觀點是明確的,邏輯是單向的,無論挺我還是貶我。但其實,我自己覺得並沒有答案。當慾望被控制時,慾望書寫成了反叛的力量;但當慾望氾濫時,慾望書寫反成了媚俗。但我的腦子仍然並不如此涇渭分明。那種一泄即快的慾望不是文學。我甚至不知道慾望是快感的,還是痛感的。或者說,我傾心於慾望的痛感。也許正因爲這點,讀者、評論者覺得我書寫的慾望跟別人的不同,我的小說於是幸運地被當做“純文學”來接受。因爲我寫的是悖謬的慾望。反慾望?也並不準確。準確地說,文學寫的是慾望的分裂。在裂縫中,幽暗呈現了。

  不,是黑暗。不,是黑暗底下閃出光來。可以舉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睡美人》的例子。年老體衰的老人去“睡美人俱樂部”滿足慾望,但是他的慾望被禁忌,躁動、退縮、冒瀆、掙扎,面前的妓女成了伴隨他生命最後旅程的佛。當然,底色是絕望的,死亡是絕對的,所謂救贖,是在認可了黑暗之後的。曾經,我在闡釋我的小說《抓癢》時說:我寫的不是婚外情,是無路可走之下用網絡視頻手段堅守愛。可惜沒有被認可。

  也許那只是文學的邏輯。

  也許還是應該回歸凡人的邏輯,我不僅是作家,還是凡人;儘管我非常想只在文學中活着,但我無可挽回地已經被規定了“凡人”這個“本質”。這個“本質”是被“物化”的兒子、丈夫、父親、職人……那麼,“物化”的“慾望”應該是什麼樣呢?尤其在這個即將到來的“物艱”的2019年。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作者系著名作家,著有《放逐、放逐》《抓癢》《移民》,小說集《我們的苟且》《我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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