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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稱勞教處罸力度高於刑罸 成為錯案冤案溫床

http://news.sina.com   2012年08月19日 15:12   中國新聞網

  對話人物

  為了給女兒討個說法,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上訪媽媽”唐慧自學了大量法律知識。(資料圖片) 本報記者歐欽平攝

  李方平,著名維權律師,公益組織北京益仁平中心法律顧問,兩次向有關部門發出要求廢除和修改勞教制度的建議書。本報漫畫任夢真

  湖南永州“上訪媽媽”唐慧被勞教事件發生後,這一制度存在的種種問題再次引起社會廣泛關注。8月14日,李方平等10名來自不同省市的律師聯名致信司法部和公安部,建議對勞教制度進行技術性調整。這已是李方平第二次對勞教制度提出建議,5年前,他聯合40余人發出廢除勞教制度的公民建議書,但未獲有關部門回應。

  日前,作為此次建議書的發起人,李方平接受本報記者專訪。他說,目前來看廢除勞教制度難度不小,退而求其次的辦法是先對這一制度做一些技術性調整,如將聆詢確定為勞教的必經程序、公佈勞教決定書,以革除勞教審批不公開、不透明的弊端。

  制度弊端

  勞教審批程序不公開不透明

  京華時報:為什麼唐慧事件會引起這麼大反響?

  李方平:唐慧事件暴露出勞教制度存在巨大的程序性問題,那就是在很短的時間內、用很內部的一個方式,就可以限制一個人的自由。

  京華時報:這樣的“程序性問題”是怎麼造成的?

  李方平:原來勞教審批權在各地勞教管理委員會,1984年公安部、司法部聯合發出通知,規定公安機關“受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的委託,審查批准需要勞動教養的人”,這就意味着審批權限轉移到了公安部門。現在勞教審批權完全由公安機關主導,打破了公、檢、法相互制約的平衡關係,由於勞教是完全封閉式的彙報審批,根本不公開,也不能辯護和辯論,隨意性很強,公安機關有過大的自由裁量權。

  京華時報:除了審批程序不公開、不透明,勞教制度還存在哪些問題?

  李方平:勞教制度的存在損害了刑事法律的權威,違反“罪刑相適”的原則。勞教本來針對的是“不夠刑事處罸”的行為,可是勞教的處罸力度卻高於刑事處罸中的拘役。在刑事處罸中,拘役期限為1個月以上6個月以下。可是勞教的期限是1到3年,最長可達4年。

  此外,對於那些檢察院不批捕或退偵的案件、證據不足超期羈押案件,都可以轉為勞教,這使勞教成為錯案、冤案的溫床。

  幾經演變之後,勞教對象也已經從最初的4類人員發展成現在的几乎無所不包,往往成為打擊上訪、舉報、維權者的工具。被媒體譽為“反腐英雄”的郭光允,當年因為舉報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被以“誹謗罪”提起公訴。責任官員擔心公開審判會有輿論監督而無法控制,便直接指使公安機關對郭光允予以勞教。

  勞教制度是特定時空環境下的非法治産物,考察這一制度確立之初的法源依據就能發現,這個制度本身缺乏憲法依據,或者說本質上就是違憲的。國務院1957年發布的《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授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勞教委員會決定將未經逮捕、審判程序的公民強制勞教,違背1954年《憲法》第八十九條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法院決定或者人民檢察院批准,不受逮捕”。勞教制度事實上部分架空了公民人身自由權利的憲法條款。勞教制度也違背了1982年《憲法》關於人身自由權的精神內涵。

  京華時報:勞教屬於行政處罸,能不能套用《行政處罸法》對其加以制約?

  李方平:勞教雖然被定性為行政處罸,卻未納入《行政處罸法》所列處罸種類,而且勞教限制人身自由與《行政處罸法》的立法精神嚴重衝突,根本無法融合。《行政處罸法》規定,行政法規只能設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處罸。

  廢還是改

  比廢除收容遣送制度阻力大

  京華時報:在唐慧事件引發的這一輪討論中,廢除勞教制度的呼聲很高,您的看法是什麼?

  李方平:如果沒有更高層面的改變,勞教制度很難取消。我認為這個事比取消收容遣送制度的難度更大。收容遣送制度主要是以城市為單位,保留收容遣送制度的動力來自大中城市的政府,他們需要把不需要的人遣送出去,但流出地沒有動力。勞教制度不同,每個地方政府都希望保留這個他們認為威懾力和效率都非常高的管制手段,從司法、公安系統到維穩系統,都還是希望保留,所以會很難改變,時間會很長。

  京華時報:所以你們建議先做一些技術性的調整?法律界對於勞教制度是廢除還是修改,是不是也存在不同看法?

  李方平:法律界的確存在“廢與改”的分歧,比如聯合發出建議書的劉衛國律師認為,以前我們一直主張廢除(勞教制度),此次提出折中的方案會不會過於改良?其實在整個社會上,廢除勞教制度的呼聲比改良的要高,理論上也應該廢除,但是廢除的難度很大,相關部門出於管制的需要,不會輕易退步。

  2007年我與茅於軾、賀衛方等數十人聯名致信國務院法制辦,建議廢除勞教制度,法制辦沒有回復。其實現在從內心來講,我還是希望廢除,但是廢除可能存在很大阻力,在廢與改的較量中,我是希望通過這份建議書提請司法行政和公安部門關注,引起法律界和公衆的共鳴,希望在更高層面的改進之前,在技術上做一些有益的調整。在勞教制度暫時不能廢除和進行根本性變革的前提下,規範是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

  京華時報:從長遠來看,您認為最好的解決方式是什麼?

  李方平:多年以來,很多人呼籲出台一部《違法行為矯治法》,但這個難度比較大。我的意見是即便一時難以廢除,也應該對現行勞教制度做一些根本性的改變,把勞教對象限定為藥物成癮、小偷小摸等非常小範圍的人群。同時大幅度壓縮勞教審批機構的權力,可以弄成簡易程序的輕罪法庭,進入司法程序。但這樣的改革需要通過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去立法。

  如何規範

  聆詢應成勞教審批必經程序

  京華時報:作為沒有辦法的辦法,你們建議對勞教制度先行做出一些規範?您認為在目前條件下,哪些方面最需要進行調整?

  李方平:審批環節。我們建議勞教聆詢制度應當比照聽證制度,並且確立為勞教的必經程序。雖然公安部規定了聆詢制度,但大家普遍不知道“聆詢”是什麼意思,很多人以為就是做一個筆錄。聆詢是在勞教審批機關主持下,辦案部門和擬被勞教人員當庭對勞教的事實、證據、執法程序、法律依據進行陳述和辯論的程序,本來按規定應該是全面實行聆詢制度,但是因為整體設計過於空泛,在聆詢的證據種類、舉證責任等方面也存在立法空白,實際操作性差。

  聆詢適用對象只包括決定勞教兩年以上的和未成年違法犯罪嫌疑人,即使對這兩類人員,公安機關也是“可以”組織聆詢,而不是“必須”,所以很多案子都跳過了這個程序。公安機關一般都希望把人盡快送到勞教所,排斥外力的介入,如果實行聆詢可能影響擴大,增加運行成本,拖長辦案進程。

  京華時報:除了聆詢,審批環節還有哪些問題亟須改變?

  李方平:審批人員不公開、勞教決定書不公開。在我國立法上,几乎沒有任何關於勞教決定書公開的規定,勞教管理機關也一直以“保密性”著稱。按照最高院的要求,法院的判決書都要在網上公開,以便社會各界更好地監督,行政處罸也都要求公開。但勞教案件作為行政案件,並且作為剝奪人身自由的最嚴重的行政處罸,並沒有納入公開範圍。現在勞教決定有的是口頭宣佈,有的是簡短說一下就執行,如果決定書公佈的話,即便審批過程不能旁聽,公衆也能根據決定書作出評價,會使勞教審批更加審慎。

  目前的實踐中,司法鑒定、仲裁裁決書、法院判決書,不僅有機構名稱,還有具體鑒定人員、仲裁員和法官姓名,如果案件撤銷,能夠實現從偵查到審判部門的追責。但是勞教決定書上卻只有勞教管理機構,沒有具體的經辦人,這導致的結果是,迄今為止几乎沒有出現過一例錯案追究,這不利於對勞教機構及其人員進行有效監督。所以我們建議應該實行勞教審批公開化,勞教決定書上應當寫明審批人員及機構名稱,落實具體責任人以利於追責。

  建議書

  計劃申請公開聆詢案件比例

  京華時報:建議書是您起草的嗎?

  李方平:我們從唐慧事件以後就開始關注此事,我寫了一個初稿,讓助理跟其他9名律師聯繫並發給他們,征詢他們的意見,有的提出了一些補充意見,然後我和另一位律師對大家的意見把關校稿,發給了司法部和公安部,整個過程很短,大約只有3天,但我們關注這個制度已經很久了。

  京華時報:按照正常的流程,這份建議書什麼時候可以得到回復?您期待怎樣的反饋?

  李方平:建議書一般會當做信訪件,收件部門看完轉交研究室或進入輿情系統,差不多兩周的流程,我覺得獲得回應的可能性比較小,但應該還是有一定影響,唐慧事件出來後媒體大量的報道,司法和公安部門還是有壓力的。

  京華時報:如果建議書得不到理想的回復,你們還有其他的計劃嗎?

  李方平:下一步我們可能會申請政府信息公開,公安部推行聆詢制度現在已有8年之久,我們希望能公佈百分之多少的案件組織了聆詢,作為公安部門應該有一個跟蹤統計,但是迄今為止沒有公佈過這樣的數據。另一方面希望司法部開放律師會見,不要幹警監聽,這樣做(幹警監聽)對當事人還是有很大的威懾。

  勞教制度大事記

  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徹底清查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其中指出:對這次運動清查出來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適於繼續留用,放到社會上去又會增加失業的,則進行勞動教養,……各省市應即自行籌備,分別建立這種勞動教養的場所。全國性的勞動教養的場所,由內務部、公安部立即籌備設立。

  195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各省市應立即籌辦勞動教養機構的指示》,指出勞動教養機構應在省、市人民委員會的領導下,設立一個有公安、民政、司法三部門負責人參加的領導小組進行籌備工作。

  1957年8月13日國務院頒佈《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標志著勞動教養制度正式確立。

  1979年11月29日國務院發布《關於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在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成立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

  1982年1月21日國務院批轉、公安部發布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在原《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基礎上將勞動教養的對象調整為6種人。

  1984年公安部、司法部《關於勞動教養和注銷勞動教養人員城市戶口問題的通知》規定,由公安機關審查批准需要勞動教養的人。

  1990年12月28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通過《關于禁毒的決定》,規定“強制戒除後又吸食、注射毒品的,可以實行勞動教養,並在勞動教養中強制戒除”。

  1991年9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通過《關於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規定“因賣淫、嫖娼被公安機關處理後又賣淫、嫖娼的,實行勞動教養,並由公安機關處五千元以下罸款”。

  2002年4月12日公安部發布《公安機關辦理勞動教養案件的規定》並於6月1日實施。

  2003年8月28日廣東省政協委員、法學博士朱征夫向省政協提交關於廢除勞動教養制度的提案,得到多名委員附議。

  2005年3月全國人代會上,在關於改革勞動教養制度的議案上簽名的人大代表達到420名,超過全部代表的14%。

  2006年3月全國人代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黃瓊瑤建議取消現行勞動教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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