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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為什麼要給縱火案保姆辯護?背后原因是這樣

http://dailynews.sina.com/bg/   2018年01月09日 14:11   中國新聞網

  事件觀

  為什麼要給“壞人”辯護

  總有人喜歡看殺人,要是沒按他們的想法去殺,還要不高興。

  去年有一場火,余燼到今天都灼痛人心。無人不知,杭州一保姆點着了雇主的房子,讓母子4人殞身火海。

  2017年8月,杭州市檢察院以放火罪、盜竊罪依法對涉嫌縱火的保姆莫煥晶提起公訴。12月21日,該案在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開庭。

  原告和被告都沒有等到結果——莫煥晶的辯護律師4次提出“管轄權異議”,被法院裁定駁回后當庭退席,杭州中院宣佈休庭,延期審理。

  2018年1月8日,杭州中院發布情況通報,表示收到新的辯護人申請。

  此人來頭不小,是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法學院副院長。申請為被告莫煥晶辯護時,他的身份是——律師何兵。

  如果微博的評論有刀刃,那麼這條新聞之下,都是一片血泊。

  “為什麼她還沒死?”“這種人槍斃得了。”“給壞人判個死刑就那麼難?”

  “壞人”“槍斃”“該死”——在衆口的刀下,莫煥晶早就被凌遲了千萬遍。而這些“判處”她“死刑”的人,沒有誰在現場,沒有誰參與過案件調查,絶大多數是讀了媒體報導就作出了“公正的裁決”。

  有網友發問:“政法大學的教授為什麼要給壞人辯護?”

  法庭從來都不是區分“好人”和“壞人”的地方,審判的目的,是依法判定“無罪”或“有罪”,再依法對有罪者進行懲戒。

  所以,被告席上沒有“惡魔”,只有可能有罪的人。在法槌落下之前,可能必須也只能是可能。

  正是因為這種可能性——可能有罪,也可能無罪,辯護制度的存在才分外有意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刑事訴訟法》第32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辯護權以外,還可以委託一至二人作為辯護人。”

  拋開高大的“法的精神”、漂亮的“民主意識”不談,道理非常簡單:判你有罪之前,如果不允許你為自己说話,也不允許旁人為你说話,那麼,判決權和“刀”的擁有者將為所欲為,對有罪和無罪的判定會徹底與“法”無關。

  1980年,被稱為“中國最偉大律師”的張思之為“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團案”擔任辯護律師。此后,他辯護名單上的“異端”越來越多。有些時候,即使對結果“心知肚明”,即使從內心深處厭惡自己的“委託人”,張思之也“堅決維護他作為人的基本權利”。

  在中國,實現這樣的權利其實並不容易。

  比如在刑事案件中,檢察機關可以隨時提訊被告,辯護人見被告人則相對困難。此外,檢察機關也有權對案件進行補充偵查。

  在強大的國家機器面前,個體權利的實現全賴於法。但絶大多數人並不熟悉法條和程序。辯護制度能夠提供一種“專業性”,實現相對公平的訴訟權利。此時,辯護律師不是“冷血動物”“賺錢機器”“訟棍”或“沒有良心的混蛋”,只是法的代言人,他維護的不是公衆定性的“壞人”或“罪犯”,而是人權和司法體系中辯訴制度的平衡性。

  站在被告席上的,不只有東條英機和馬加爵,也有聶樹斌、趙作海、佘祥林……呼格吉勒圖的生命定格在18歲,我採訪過的張高平張輝叔侄,無辜入獄10年,才平反歸來。

  每個人都有可能站在被告席上,以有罪或無罪的身份。

  “罪刑法定”是中國刑法的基本原則之一,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這表示,任何人未經生效判決確認,都不能被視為“罪犯”。於公安機關,叫“嫌疑人”,於法院,叫“被告人”。近年來,中國司法的一系列實踐都在彰顯“疑罪從無”的精神。有辯護制度,無罪推定才有保障。

  “毒樹之果”這個詞誕生於美國,是指檢方通過違法渠道或非法線索取得的證據——“樹有毒,果便有毒”,法院審判時對這種證據應不予採納,保障程序正義的實現。在中國也一樣,理想情況下,為了盡可能讓辯護人“無可辯駁”,公安與檢察機關會更為重視“證據鏈完整”這一公訴基礎。完善而行之有效的辯護制度的存在,會凸顯“合法證據”對“定罪量刑”至關重要的作用。辯護人越在意“果”的“含毒量”,檢方越得追求證據的“含金量”。

  在一個法治與法制都尚在成長中的國家,為莫煥晶這樣“沒有權勢”“沒有財富”的犯罪嫌疑人辯護,不是“多此一舉”,恰恰是“極為必要”。但我們也必須保持關注,在那方小小的“辯護人”名牌后,站着的,到底是不是動機純粹的專業者。

  今天,我們也許正在維護一個“壞人”的權利。但終有一天我們會看到,不論“好壞”,當每一個人的權利都依法得到保障的時候,才是正義得到了真正的、最大的伸張。

  (秦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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