刳腹自殺 始載於呂氏春秋 與東瀛切腹有異

　　中國古籍所載刳腹自殺，最古、最着名、影響也最大的當屬載於《呂氏春秋？仲冬紀？忠廉》的「弘演納肝」，具體記錄是：「衛懿公有臣日弘演，有所於使。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馀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於熒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裸。』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為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絶，可謂有功矣。」看這個記載，故事應該發生在春秋時代(前660年)，《呂氏春秋》一書傳為呂不韋召集門客所編纂，那麼成書時代應該是在戰國末年(前239年)，相距400馀年，但考慮到《呂氏春秋》並非呂不韋的門客新撰，而是匯總了戰國以來的史料及諸子百家的作品，進行了一番改造後彙編而成的，其記錄雖免不了加工，但恐離歷史真實尚不遙遠。至漢，這件事也記錄在傳為儒者韓嬰所撰的《韓詩外傳》以及劉向的《新序》、王充的《論衡》中。明末馮夢龍在所編的《東周列國志》中將此事寫成了一節小說，即第二十三回《衛懿公好鶴亡國齊桓公興兵伐楚》。

　　及至清末，梁啓超也在《中國之武士道》中闢出一章專門介紹弘演，並稱讚他：「晏子有言：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若是夫懿公殆可非死之君也，然以一死動強鄰，使國家亡而不亡，是則非為獨夫死，為國民死也!」可見其影響之大之遠。

　　《呂氏春秋》描繪了弘演這麼一個「忠臣」：昏庸得只知道與鶴及宮人為伍的君主死了，屍體被敵人吃得只剩下了肝臟，弘演出使回來還要向君主的肝臟彙報任務已經完成了。不但如此，還為這樣的君主哀慟大哭。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弘演盡哀之後還切開肚腹，取出自己的肝臟，把衛懿公的肝臟放進自己的腹腔裏面。那麼作者寫這個的故事的目是什麼呢?《呂氏春秋·仲冬紀·忠廉》開宗明義地說：「士議之不知辱者大之也，大之則尊於富貴也，利不足以虞其意矣。雖名為諸侯，實有萬乘，不足以挺其心矣。誠辱則無為樂生。若此人也，有勢則必不自私矣，處官則必不為污矣，將衆則必不撓北矣。忠臣亦然。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違殺身出生以徇之。國有士若此，則可謂有人矣。若此人者固難得，其患雖得之有不智。」可見這篇《忠廉》是為了規勸統治者要「重士」。為何要「重士」呢? 是因為作為東周貴族末端的 「士人」認為有比富貴更重要的準則，如不能達到，則沒有比這個更大的恥辱，一旦受這樣的恥辱，甚至不願意繼續偷生，弘演就是這樣的例子。而統治者如果能得到弘演這樣的「士人」，則「便於主利於國」。

　　《忠廉》的作者也是「士人」階層，規勸統治者珍惜重用「士人」是合乎情理的。並且為了強調弘演的重要，不但寫他為主忘死，而且寫弘演的死還直接導致了齊桓公為衛國復國。也就是說，如果弘演是白白為主殉葬，而不是復國有功，那就沒有必要如此肯定他了。梁啓超在其文中也是同樣的看法。可見「為己為獨夫而死」，在中國，並不像在日本般的受到重視和崇敬。

　　縱觀中國古籍文獻中所載，雖有切肚腹剖內髒的現象，但與日本人專為自殺而進行的切腹則相去甚遠。中國古籍文獻記錄這些的目的，也與日本《自軍記物語》、《武士修養書》等記錄日本人切腹的目的大相逕庭。故而「切腹源自中國」之說，邏輯上似乎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