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首頁新聞滾動大陸台灣美國娛樂體育財經圖片移民雜誌書味博客微博美食論壇

埃及政變,誰哭到最后

http://news.sina.com   2013年07月14日 10:14   鳳凰網

  原標題:埃及政變,誰哭到最后

  陶短房

  7月3日,埃及爆發政變,國防部長西西(Abdel Fattah al-Sissi)代表軍方宣佈,廢除總統穆爾西的權力,以剛上任兩天的最高憲法法院院長阿德利·曼蘇爾出任代總統,並宣佈中止憲法,准備組建“有廣泛代表性”的平民臨時政府,在9~12個月內完成修憲、修改選舉法、舉行新選舉等過渡期“路線圖”安排,恢復民主制度。

  這是2011年“2·11革命”導致執政30年之久的穆巴拉克政權被推翻以來,埃及政壇又一次翻天覆地的變化。“一人一票”普選政權在2012年6月30日取代了軍方對國家的管制,不過1年零3天之后,卻又被當初拱手讓權的軍方掀了下來。

  這究竟是為什麼?又將産生怎樣的后果?

  前因:大餅與話筒

  這次政變的起因,無非“大餅與話筒”兩項。

  所謂“大餅”,即經濟和民生問題。前穆巴拉克政權之所以被推翻,很大程度上和當時經濟、就業情況不佳有關:40%埃及人口生活在貧困綫下,青年失業率高達20.4%。兄弟會打着“改善經濟”的口號,在“尼羅河革命”17個月后獲得執政權,並在執政之初提出“百日計劃”、“能源補貼改革”、“旅遊業振興計劃”等目標。

  然而事與願違,一年后埃及的經濟、民生數據竟比革命前還不如:本幣較去年貶值10%;剛剛結束的財年頭11個月,財政赤字占到GDP總量的11.8%,比前一財年同期飆升50%;今明兩年GDP增速預計只有2%和2.3%,不到2011年革命前(年均6%)的一半。

  今年2~4月,埃及CPI同比上升8%,5月更達9%;隨着夏季到來,電價飆升16.2%,停水停電成了家常便飯。埃及不得不和IMF達成48億美元救助協議,但后者的要求是埃及必須提高稅收、削減補貼,這意味着因補貼而廉價的大餅、汽油和煤氣面臨漲價或短缺危險。

  所謂“話筒”,則是指政治發言權問題。

  后穆巴拉克時代,穆斯林兄弟會為獲得夢寐以求的執政機會,曾刻意表現出溫和、世俗的一面,一度引發國內外贊譽潮。去年穆爾西就職總統當天,美國駐埃及大使安妮·帕特森曾在演講中動情歡呼“埃及是阿拉伯世界唯一通過選舉實現民主的國家”。

  正如法國《新觀察家報》所言,歷史曾慷慨給予兄弟會和穆爾西一個機會,來證明伊斯蘭主義者同樣可以適應民主體制,並能治理好國家。

  一開始似乎不錯,穆爾西稱自己是“所有埃及人的總統”,承諾發展經濟,確保社會安定和人身安全,但很快這一切都變成泡影。兄弟會政府在經濟上一敗涂地,治安和安全始終未恢復,各項改革要麼淺嘗輒止,要麼變成兄弟會打擊異己、加強集權的把戲。去年11月成功調解加沙衝突是穆爾西政治生涯的頂點,也是轉折點,幾天後的11月22日,他就發布集權法令試圖讓總統的權力凌駕於司法之上,8天後又強行通過憲法草案公投。

  人們很快發現,穆爾西不過是兄弟會的秘密權力中樞—“執行辦公室”的傀儡,80%~90%的“穆爾西指令”其實來自該機構的“輔導員”(Guide)們。擁有“輔導員”稱號者據說多達15人,但為人所熟知的僅寥寥幾名,總統穆爾西甚至都不在“輔導員”名單上。在這些保守派主導下,穆爾西政府對政治、經濟癥結視若無睹,卻執著地試圖將埃及社會重新伊斯蘭化。在開羅執業的律師娜塔莉·莫裡隆稱,這種做法讓兄弟會中的溫和派伊斯蘭主義者離去,只剩下最激進、最保守的一群。

  而對於這一切,穆爾西和兄弟會卻顯得遲鈍和麻木。他們繼續依仗着大選高達51.73%的得票率,和一度高企的民意支持率(去年10月,兄弟會支持率曾高達80%,穆爾西個人則高達60%),不斷強化自身權力。就在此次政變危機爆發前夕,他們還不斷插手司法、立法系統和檢察院的人事安排,試圖“摻沙子”、“挖牆腳”。

  在政變前夕,埃及總共27個省中,兄弟會背景的省長已達11人(其中7人是6月份突擊任命的),其中一些人選極富爭議,如盧克索省長被提名人,就是對1997年導致近60名遊客死亡的恐怖事件負責的Jamaa Islamiya組織頭目。正如埃及研究專家查伊瑪·哈薩博所言,兄弟會核心只顧自身攬權,卻忽略了一個常識,即伊斯蘭教條不能取代務實的政治、經濟計劃。經濟的萎靡不振,讓穆爾西政府承受和穆巴拉克政府后期同樣的社會問題和經濟壓力,IMF苛刻的救助條件讓他不得不轉向卡塔爾,結果是更多的宗教保守政綱出台,並引發更多矛盾。

  原本兄弟會擁有最強大的群衆勢力,信徒號稱占埃及總人口1/4,而反對派則四分五裂,觀點紛紜,形同散沙。但隨着兄弟會不斷排斥異己,樹立權威,自由派、世俗派、什葉派穆斯林、科普特基督徒、知識分子和女權主義者們紛紛聚集到“反兄弟會”的旗幟下,一如當初他們和兄弟會以“反穆巴拉克”的理由聯合。

  軍方插手與國際反應

  6月26日,由自由派、世俗派和左翼反對派組成的“救亡陣線”開始大規模“倒穆”,在短短幾天內便號稱征集了2200萬人簽名。兄弟會則發起反示威,持續的暴力衝突導致包括1名美國人在內的17人死亡,數百人受傷,其中首都開羅死亡8人。4天後,穆爾西舉辦執政一周年慶典,比兄弟會更原教旨的派系“薩拉菲光明黨(Al Nour Party)”拒絶出席,且脫離與兄弟會的聯盟陣營。同日,抗議活動達到高潮,當天的示威和對抗導致16人喪生。

  7月1日,“救亡陣線”向穆爾西發出“24小時內辭職”最后通牒。同日埃及國防部長西西向穆爾西發出“48小時內向示威者作出滿意交代,否則軍方干預”的最后通牒。

  軍方立場改變是關鍵一着。在穆巴拉克下台后17個月的過渡期中,軍方和兄弟會的一搭一檔,讓原本渴望上位的自由派、世俗派白忙一場。可以說,是軍方的傾斜姿態,成就了兄弟會的一年執政。然而去年8月,穆爾西發布政令,解除任職20年之久的坦塔維元帥和總參謀長薩米·安南將軍的職務,極大削弱了軍官團的影響力。對此軍官團雖表面順從,卻一直在等待時機出手干預,避免埃及政局向更加不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

  經過兩年多的政治鬥爭,自由派終於明白,靠遊行和靜坐贏不了政權,靠選票也推不倒兄弟會,軍方是他們“翻盤”的唯一希望,因此他們從一年前高呼“軍隊還政於民,一天都不能等”,一變為敦促軍方早日干政,甚至喊出“軍官團做什麼都是對的”口號。軍方等待的,正是這個大好時機。

  對此兄弟會和穆爾西採取了毫不妥協的姿態。7月2日,穆爾西發表電視講話,稱“人們選了我,選舉是自由和公平的,為維護國家秩序願獻出生命”,從而拒絶了軍方的48小時最后通牒。他稱清除穆巴拉克政權殘余和解決腐敗“需要一段時間”,還在推特上呼籲軍方收回最后通牒。

  政變發生后,美國官方保持低調,既預設政變當局的權威,又對民選政府的被推翻表示不滿。英國等歐洲國家的態度也大同小異,即承認“穆爾西和兄弟會有取咎之道”,但批評軍事政變是“不良先例”。

  海灣國家沙特,對埃及不僅許以每年37.5億美元援助,且承諾一旦美國中斷援助,沙特將予以彌補。政變后,它是第一個祝賀政變成功的國家(第二個是沙特的盟國阿聯酋)。沙特國王阿卜杜拉稱,埃及軍方將埃及帶出了一條“深不可測的隧道”。作為遜尼派瓦哈比派的盟主,沙特一直通過扶植薩拉菲光明黨影響埃及政局,政變后兄弟會元氣大傷,光明黨則此消彼長,成為未來大選勝出熱門。沙特在埃及的影響力,恐將與日俱增。

  與之相反,卡塔爾一直是兄弟會的“金主”。“尼羅河革命”期間,卡塔爾半島電視台起到關鍵作用;兄弟會上台后,卡塔爾多次提供巨額援助,去年8月和今年1月各挹注25億美元(20億貸款和5億直接援助),今年4月追加增持30億美元埃及國債。作為回報,穆爾西不惜犧牲埃及在阿盟中傳統的盟主地位,在中東舞台上亦步亦趨地追捧卡塔爾。然而埃及政變前,卡塔爾埃米爾阿勒薩尼·本·哈馬德退位,卡塔爾主權基金管理層大改組;政變進行時,卡塔爾半島電視台及其在埃及的子台“半島-Mubasher”被埃及軍警關閉。權衡利弊,卡塔爾政府姍姍來遲地對政變表示“祝賀”,但援助恐不會如以往般熱心。

  難産的過渡政府

  應該說,政變的社會基礎是較為廣泛的:“廣場派”、世俗自由派和民主派、光明黨都不同程度對政變表示支持或默許;埃及遜尼派穆斯林最高聖地—愛資哈爾清真寺大阿訇艾哈邁德·塔伊布,科普特基督教會“教皇”塔瓦德羅斯二世(Theodore II)這兩個在埃及社會享有崇高聲望的宗教領袖,在政變前后均對軍方的行為表示理解。

  與之相反,兄弟會遭到重創。政變爆發后,軍方迅速逮捕了一大批兄弟會政要,除穆爾西外,還有最高權力機構“執行辦公室”的負責人、據說是“首席輔導員”的穆罕默德·巴迪,被公認為穆爾西后台的兄弟會“導師”、兄弟會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家卡伊拉特·查特,正義與發展黨負責人卡塔尼,兄弟會著名活動家巴尤米等,總數據稱多達300余人。此外,軍方還迅速封閉了為兄弟會鼓吹的“半島-Mubasher”和“Misr25”等5家電視頻道。

  不過,兄弟會迅速緩過神來,發動了強有力的挑戰。政變爆發一剎那,尚未被拘捕的穆爾西就通過網絡譴責軍方,號召“和平抗爭”;在得知軍方解除穆爾西總統職務后,兄弟會要員穆罕默德·貝爾塔基迅速接受半島電視台電話連線,指責西西犯下“叛國大罪”,並揚言埃及“即將爆發內戰”;7月4日,兄弟會分支“伊斯蘭聯盟”發起“星期五抗議”倡議,首個周五在全國範圍內爆發的衝突導致至少37人死亡,超過1400人受傷;4天後,支持兄弟會的示威者在開羅共和國衛隊營房門前和軍警發生激烈衝突,導致至少51人死亡,435人受傷。兄弟會和軍方相互指責對方應對事件后果負責。

  種種跡象顯示,軍方無意在政治前台久留。他們並未如以往那樣,在政變后成立軍人執政機構“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或“國防委員會”,而是讓中立色彩明顯、口碑較好且名氣不大的代總統當天上任,並請回了兩天前宣佈辭職的穆爾西政府外長阿魯姆。

  正如一些國際分析家所指出的,埃及政變后的經濟狀況雪上加霜,埃及人不得不忍受能源、燃料和水的短缺,生活成本不斷上升。7月5日,世行總裁金墉對埃及經濟狀況表示擔憂,標準普爾已將埃及主權債務評級降至高風險的3C,而IMF有爭議的48億美元紓困款,也因政變的爆發和政局的不穩被推遲撥付。在此情形下,軍方越早轉入后台,由文人組成的過渡政府越快成立,對各方越有利。

  正因如此,政變僅3天,7月6日,代總統曼蘇爾就宣佈任命前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前諾貝爾和平奬得主巴拉迪為過渡政府總理,但幾小時后便矢口否認;次日,他又試圖任命埃爾丁為總理,巴拉迪為副總統,但同樣無疾而終。

  這已經是巴拉迪第若幹次和高級領導人職位擦肩而過:“尼羅河革命”期間他曾被外界認為是穆巴拉克之后的埃及新領袖;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AFSC)奪權后他出任臨時政府首腦的呼聲一度最高;2011年底“二次革命”期間他被傳與軍方達成妥協,將出任總理收拾殘局;兄弟會贏得一系列選舉、公投后,他要求軍方將權力先移交給以他為首的過渡政府,然后再組織修憲和選舉;此次政變成功后,他作為“救亡陣線”旗手,再次成為臨時政府首腦的熱門人選,迄今尚未能如願。

  之所以如此,正如一些評論家所指出的,巴拉迪雖然在海外擁有很高人氣和知名度,但在埃及卻曲高和寡。自由民主派在埃及本就是小衆,還分成“自由派”和“民主派”兩部分。巴拉迪自稱“民主派”實則是自由派,由於支持者勢力單薄,他們普遍害怕普選,在長達17個月的后穆巴拉克過渡期裡,他們多次抵制立法選舉和總統選舉,甚至要求當時執政的軍方直接將權力交給由他們組成的“過渡政府”,鬧出“民主派害怕民主”的笑話。由於實力單薄又熱衷掌權,巴拉迪在過去兩年半中曾多次和不同政治派系聯手,兄弟會、廣場派、軍方,都曾在某一時刻受到他的歡呼,也都曾在另一時刻受到他的指責。這樣一個人選,為衆多政治勢力所不放心、不信任,也在情理中。

  埃爾丁是穆巴拉克時代一名著名投資經理,是中左翼溫和派領導人,同樣是“救亡陣線”成員,其代表性甚至還不如巴拉迪,巴拉迪提名行不通,埃爾丁就更不行。

  在去年的總統選舉中,巴拉迪、埃爾丁得票率都在前五名之外,可謂名落孫山。這樣的人選,固然可以滿足國際社會“文人政府”、“還政於民”的需要,也容易獲得同情和認可,卻缺乏國內的高認知率。

  明天會怎樣

  如今的開羅可謂陣壘分明:政變支持者以市中心的解放廣場為大本營,而兄弟會支持者則佔據開羅市郊NASR清真寺外的一座巨大廣場,雙方都組織大型遊行活動,衝突不斷髮生。

  對待兄弟會,軍方目前採取軟硬兩手,即一方面加強鎮壓,另一方面表示“允許兄弟會未來參加新的選舉”,而兄弟會的反應則十分強硬—要求恢復民選政府和總統的合法性。連日來,一些兄弟會倖存的重要人物,如發言人格哈德·哈達德在推特上號召“所有埃及勇敢的愛國者”發動“起義”,或到共和國衛隊軍營門口進行靜坐祈禱。但總的來說,一如某些觀察家所言,衆多兄弟會首腦被捕,讓這個龐大組織近日的行動顯得有些雜亂無序,許多兄弟會骨幹和信徒,連日來處於憤怒和失落交織的亢奮情緒中。

  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支持政變的一方也在分化。

  7月8日清晨開羅血案發生后,在政變前最后一刻才與兄弟會翻臉的光明黨再起波瀾。該黨發言人納德爾·巴卡拉在Facebook上宣佈,退出臨時政府組建談判,理由是“大屠殺發生后政治對話已變得沒有意義”。此前,巴拉迪和埃爾丁的臨時政府總理提名“見光死”,很大程度上正是光明黨在阻撓。在杯葛巴拉迪提名時,該黨副總裁努爾·艾哈邁德·哈利勒就曾表示,任命巴拉迪違反了政變前軍方公佈的“政治過渡路線圖”,如果巴拉迪上任,光明黨將撤回對臨時政府的支持。該黨是議會第二大黨,勢力和影響僅次於兄弟會,如今政變發生不過寥寥數日,便一再給政變當局出難題,說穿了,無非想在過渡期和之后選舉中搶個先手,占個上風,不達目的,必不肯罷休。

  然而,光明黨的宗教傾向比兄弟會更原教旨,對異端排斥更力,讓他們滿意,則勢必讓其他派系不滿意,若以光明黨為核心組建過渡時期“文人政府”,又能否滿足國際社會的要求?

  無論如何,埃及所發生的一幕,會嚴重影響西方期待的示範效應。而自由派、世俗派在選舉中屢戰屢敗,不得不重新求助於軍方的卷土重來,亦將損害各國推動民主改革的意願。同樣,“民選選贏仍會被推翻”,會令原本就勉強接受“數人頭代替砍人頭”理念的各中東國家原教旨黨派,産生對民主邏輯的不信任感,從而重新迷信起街頭運動、暴力政治,乃至武力和恐怖主義。如此說來,誰又將哭到最后?

Bookmark and Share
|
關閉
列印
轉寄
去論壇發表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