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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網:克林斯曼與總局會面不止寒暄 換誰都一樣

http://dailynews.sina.com   2019年04月15日 18:12   中國青年報

克林斯曼和國足帥位很遠

克林斯曼和國足帥位很遠

  “金色轟炸機”來了。

  德國人克林斯曼,北京中赫國安隊主教練施密特的“前輩”,被中國球迷熟知是因爲“金色轟炸機”那段叱吒足壇的風雲年代。

  但克林斯曼出現在中超賽場並非巧合,尤其是在國足正處於尋覓新任主帥的敏感時期。

  在距離9月5日卡塔爾世界盃亞洲區預選賽第二階段開賽日只剩5個月時間、中國足協需要儘快確定國家隊主帥的重要節點,克林斯曼的出現無疑爲中國足協提供了一種選擇——據記者瞭解,德國人與國家體育總局高層的會面,也並沒有僅僅停留在“寒暄”階段。

  2002年6月4日,中國足球首次踏上世界盃決賽圈的賽場。本文圖片均由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劉佔坤/攝

  “足球外交”已然發力

  但這一切可能性目前只是“可能”,雙方的意願將決定事情進展速度,而現在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面對即將到來的卡塔爾世界盃亞洲區預選賽,國家體育總局和中國足協已經開始“發力”。

  4月6日,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中國足協黨委書記、中國足協代主席杜兆才,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舉行的第29屆亞足聯代表大會上當選國際足聯理事,這意味着,中國足協可以更加直接參與亞足聯和國際足聯事務決策,“吸收更多資源以幫助中國足球衝擊世界盃”。

  雖然杜兆才退出了亞足聯東亞區副主席的競選,但“國際足聯理事”掌握的實際話語權,遠遠大於“亞足聯東亞區副主席”,在競選結束後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杜兆才表示,國際足球事務當中應該有中國的聲音,中國足球發展需要國際視角,“力爭通過申辦工作帶動中國各地足球基礎設施建設、場地建設和文化建設以及青少年足球和社會足球的發展”“努力申辦2023年亞洲盃賽”。

  在國際足聯和亞足聯擁有“話語權”的重要程度,可以在一定層面上起到幫助球隊達成階段性目標的作用。

  2016年11月15日,2018俄羅斯世界盃亞洲區12強,中國隊0比0卡塔爾。主教練裏皮對平局不滿意。

  國足2002年踏上日韓世界盃賽場,是中國足球歷史上第一次真正嚐到世界盃的“甜頭”。無論哪個國家,傳統足球強國抑或足球“小國”,“打進世界盃”從來都是一項系列工程。

  中國足球在2002年打進世界盃的輝煌,既少不了米盧帶領球隊一步一個腳印“贏下該贏的比賽”,亦少不了當時擔任亞足聯競賽委員會主席張吉龍的“足球外交”:在規則允許的範圍內,競賽委員會確立的“同檔不同組”抽籤原則保證了國足能夠避開日韓之外亞洲最強的伊朗隊,這使得國足進軍日韓世界盃的勝算進一步增加。

  在曾經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足球的“封閉”與“自大”令人心寒,而在有意識重視“足球外交”、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以來,儘管國字號球隊戰績仍然糟糕,但中國足球的整體進步不容忽視,中國足球已經可以站在一個國際化的平臺上來推動自身發展。

  杜兆纔不是中國足協第一位國際足聯理事,2017年5月,張劍(現任中國足協常務副主席兼祕書長)作爲中國足協代表當選國際足聯理事會委員,進入國際足聯決策層,已經是中國足球外交的重大勝利,在兩年任期之內,張劍爲中國足球所作的努力不容忽視——有業內專家認爲此次杜兆才順利當選國際足聯理事,與張劍任期內的努力工作不無關係。

  2002年6月4日,韓日世界盃中國隊首場比賽對陣哥斯達黎加,米盧在場邊着急。

  “世界盃”申辦不易

  毋庸諱言的是,國家體育總局和中國足協在“足球外交”方面發力的指向性相當明確:申辦世界盃賽。

  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審議通過的《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提出近期、中期和遠期三大目標,其中中期目標爲“實現青少年足球人口大幅增加,職業聯賽組織和競賽水平達到亞洲一流,國家男足躋身亞洲前列,女足重返世界一流強隊行列”,遠期目標則爲“中國成功申辦世界盃足球賽,男足打進世界盃,進入奧運會”。

  在《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公佈4年之後,中期目標“基本達標”:

  得益於校園足球的襯托,無論以何種形式進行推動,結果是國內接觸足球的青少年數量猛增,而男足連續兩屆亞洲盃賽進入前8,成績也確實“及格”,至於職業聯賽組織和競賽水平達到亞洲一流,這一點中超聯賽甚至接近“滿分”。

  一週前亞足聯官網剛剛更新會員協會聯賽排名數據,中超聯賽總分100分超過卡塔爾聯賽(98.275分)排名亞洲第一,韓國K聯賽分數90.197分排在第三,伊朗聯賽89.622分排名第四,日本J聯賽85.843分排名第五——其餘各成員聯賽分數都在70分以下,顯然沒有實力和潛力與中超展開競爭。

  2004年亞洲盃決賽,中國隊1比3負於日本隊。

  中國足協的眼下任務:一是鞏固來之不易的“中期目標”成果;二是儘快完成“遠期目標”:申辦世界盃賽,男足打進世界盃,進入奧運會。

  杜兆才當選國際足聯理事,對於中國申辦世界盃賽無疑是“利好”消息,但申辦世界盃,顯然比“打進世界盃”難度更大。

  去年俄羅斯世界盃期間,國際足聯宣佈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國三國將聯合承辦2026年世界盃賽,“三國聯辦”開了世界盃賽先河,這也符合“擴軍”實際需求(2026年世界盃決賽圈將有48支球隊參賽),留給中國足協提出可行性申辦申請的,只有2030年世界盃和2034年世界盃。

  2030年世界盃申辦競爭對手實力極強:南美4國阿根廷、智利、巴拉圭和烏拉圭已經組成聯合申辦團,而英格蘭則希望聯合英倫三島國家共同申辦(據英國媒體消息,申辦計劃將於今年公佈),此外,北非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和突尼斯也有參與申辦世界盃競爭的打算。

  至於申辦2034年世界盃,也需要中國足協提前做好鋪墊,而申辦2023年亞洲盃賽(本屆亞洲盃賽申辦國家爲中國和韓國),正是未來申辦世界盃賽的重要跳板:

  國際足聯和亞足聯需要中國這樣有足夠能力的大國,推動和發展足球這項運動——尤其足球在世界範圍內影響力下降的隱患,已經有所顯現。

  隨着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社會的體育活動結構也在發生着巨大變化,傳統的足球強國,同樣面臨着“讓孩子重新回到球場”的嚴峻問題:天文、地理、歷史、音樂、美術、數學、文學對孩子的吸引力與日俱增,這些高質量的“基礎學科”讓家庭和孩子投入了大量時間和精力。

  而新興的“電競運動”更是將大批可以在綠茵場上奔跑的孩子鎖定在手機和電腦面前,如果國際足聯對此無動於衷,世界盃核心競爭力的“貶值”危機近在眼前。

  2011年10月11日,在2014巴西世界盃亞洲區預選賽20強賽中,中國隊0比1負於伊拉克隊。

  靠誰也不如靠自己

  因此“打進世界盃”和“舉辦世界盃”相比,似乎是更容易做到的事情——想打世界盃,外界鋪路必不可少,但最終還要國足自己爭氣。

  問題就此回到國足身上。

  “中國杯”兩連敗之後,“士氣”是國足迴歸正軌的第一要素——今年打完亞洲盃賽的1985年出生的“黃金一代”勝在經驗,但體能和銳氣均大幅下降,不再適合面對節奏越發加快、賽程更加殘酷的世界盃預選賽。

  1995年出生的球員劉奕鳴、鄧涵文、高準翼、姚均晟、劉洋、劉軍帥將要擔起重任,而即將隨荷蘭人希丁克征戰2020年東京奧運會預選賽1997年出生的球員郭全博、張玉寧、楊立瑜、高天意、林良銘,也會是未來國家隊出征卡塔爾世界盃預選賽的重要補充力量。

  而中國足協最多也只剩下1個月的時間來確定新任國家隊主帥了。

2016年9月5日,中國隊主教練高洪波帶領隊員訓練。2016年9月5日,中國隊主教練高洪波帶領隊員訓練。

  國際足聯賽歷顯示,今年4月和5月沒有國際比賽日(5月23日波蘭U20世青賽開幕,中國國青已經連續7屆無緣世青賽決賽圈),6月的國際比賽日爲6月3日至6月11日,中超聯賽已經在6月1日第12輪聯賽之後空出“檔期”直至6月14日的第13輪聯賽,以保證國家隊安排集訓熱身——在6月國際比賽日之後,國足很難再有時間安排正式熱身賽,而9月2日開始的國際比賽日,國足就要正式踏上衝擊卡塔爾世界盃的征程。

  換句話說,國足在9月之前只有6月2場熱身賽可打,中超聯賽好不容易“擠”出來的時間用於集訓顯然還不能讓球迷放心。

  今年6月,國際足聯代表大會將正式宣佈卡塔爾世界盃是否擴軍,對於國足而言,把希望寄託在“卡塔爾世界盃確定擴軍”還有風險。從最近兩年亞青賽、亞運會和亞洲盃一系列亞洲最高等級賽事的表現來看,即便亞洲區能夠在擴軍後拿到8.5張門票(第9名參加附加賽),國足也存在失手的可能性。

  裏皮離開國足並不突兀,中國足球需要反思的,是不再“把希望寄託在神仙和奇蹟身上”——足球世界裏“神仙”級別的球員和教練屈指可數,中國足球的實力還無法與之匹配。

  裏皮也好,卡納瓦羅也好,希丁克也好,克林斯曼也好,短時間內均無法讓國足“跳級”成爲亞洲前四強隊。

  至於如何達成“打進世界盃”的宏願,“拔苗助長”不如“水到渠成”,讓“中國足球”卸下包袱迴歸正常,總不會讓中國足球變得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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