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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KANO談台灣的對日情結

http://news.sina.com   2014年02月14日 03:33   僑報

   台灣名導魏德聖以監製身份推出了一部新片《KANO》,將在下周上映。春節過后,電影宣傳密集展開,對應到最近因高中歷史課綱微調(如“日本統治時期”改稱“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等)所引起的意見,更增添不少話題性。

  《KANO》講述的是1931年,台灣嘉義農林學校(今嘉義大學)的棒球隊,原本是一支紀律渙散、表現不佳的三流球隊,經日本籍教練近藤兵太郎以斯巴達式嚴苛訓練后,第一次到台北比賽就贏得了全台冠軍,並且得以進軍日本甲子園(日本全國高等學校野球選手權大會)比賽,最后以三勝一負的成績抱回亞軍,這是台灣棒球隊在日本甲子園成績最好的一次。“KANO”就是“嘉農”的日文發音,當時的嘉農隊因表現優異令日本球場觀衆瘋狂,封之為“天下嘉農”。

  這段真實發生過的歷史事件因日本戰敗離開台灣而被埋沒了幾十年,知者不多。直到魏德聖為籌拍《賽德克·巴萊》廣搜資料,才發現就在“霧社事件”(即《賽德克·巴萊》電影主題,發生於1930年)后沒多久,翻過山的另一頭,竟然有一支台灣棒球隊如此熱血傳奇的故事,因此魏德聖決定在拍完《賽德克·巴萊》后投入此片,並將導演工作交給如子弟兵馬志翔(在《賽德克·巴萊》中飾演主角莫那魯道的對頭:鐵木瓦力斯),因為馬志翔本人即棒球球員出身,魏德聖認為由馬來執導更能抓住棒球精神。

  嘉農這支球隊的成員有台灣漢人、台灣原住民和日本人,《KANO》裏的“族群融合”,魏德聖在敘述《KANO》這部電影時提到,1930到1935年之間是“台灣最漂亮的年代”。那時,八田與一的“嘉南大圳”剛峻工(1930年),台灣物産富饒、社會相對穩定,因此民間開始從事體育休閒等活動,“嘉農神話”就在這樣的背景中崛起。這些論述引起社會不同批評,認為所謂的“社會穩定”乃是日本以殘忍手段鎮壓無數反抗(包括“霧社事件”)后,加上日本殖民的洗腦,才會讓人覺得那是一段“太平歲月”。同時,日本在大陸發動了“九一八事變”正式展開侵略行動。因此魏德聖通過《KANO》行銷美好年代的思維和價值觀,讓某些人憤怒。

  台灣部分人士對日本情深意切,令另一些人十分不解。日本發生3·11海嘯,台灣捐款最多,這並不是個單一事件而是有歷史脈絡可尋的。台灣電視台播放的全日文廣告之多、街頭巷尾的日文招牌處處可見讓外人嘖嘖稱奇。以至於魏德聖在他的第一部長片《海角七號》裏,通過男主角阿嘉對女主角日本人友子说的那句意味深長的話“留下來或帶我走”,都讓人感受到至今台灣人對日本仍有一份孺慕之情——若想了解台灣,就不能不謙遜地面對這份難形容的親切與連結,而不能一概斥之為“奴化心態”。

  台灣人對日本人的感情或許有一部分來自獨派刻意進行的政治操作,但能夠發揮影響力就表示有不少人買單。對本土派的老台灣人來说,懷念日據時期其實就是懷念他們自己的青春,青春,誰不回味?更何況日本統治時期,的確在島內多所建設,至今台灣人仍喜歡拿“日本人蓋的中山北路”和“國民黨蓋的忠孝東路”做比較,因而發出一聲無奈的長嘆。然而,歷史是一條長長的道路,隨着時間的過去,這樣的情愫終究會慢慢地淡去,不必刻意抹滅,也不必輕忽蔑視,因為這畢竟是一部分台灣人真實的情感。齊邦媛的《巨流河》能夠暢銷,《KANO》也能引起共鳴——這正是台灣最可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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