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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海外民运的分裂与衰落

http://news.sina.com   2009年05月25日 15:53   澳洲日报

  1980年代参与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开放。1989年6月出走美国。1990年10月至1993年8月,先后担任民主中国阵线和中国民主联合阵线理事长和《中国之春》董事长。1993年9月至今,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经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担任经济学家,维也纳大学教书。

  以下为朱嘉明2009年5月接受多维社专访摘要:

  八九年始终处于矛盾状态

  朱嘉明。

  问:六四发生20年了。你在海外生活了20年,从中年步入老年。很想听你谈谈这20年,特别是你所经历的海外民运的经历和心路历程。先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大致情况吧。

  朱:是的,我也觉得有必要在1989年“六四”事件20周年之际,回顾我所经历的海外民运,重新反思和评价海外民运,是基于我对自己,以及对历史负责的心愿。在“六四”十周年之际,我尚没有今天的思想境地;而十年后的30周年之际,对所有当事人而言,则过于久远。

  我于1989年6月1日持公务护照和美国商务签证,自广州离境,经香港,6月2日中午抵达波士顿,从此客居海外。我与海外民运的关系始于1989年9月在巴黎参与民主中国阵线成立。从1990年10月至1993年8月,我先后担任民主中国阵线和中国民主联合阵线理事长和《中国之春》的董事长。1993年8月,我辞去在海外民运中的职务,退出民运组织。之后,从1993年9月至今,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经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担任经济学家,维也纳大学教书。

  问:那么,你出走海外前在做什么工作,当时有什么想法,到美国之后的打算是什么

  朱嘉明在柏林墙前。

  朱:在出走中国之前,我担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以及中国西部研究中心、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负责人。对于自1989年4月中旬开始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所谓民主运动,我始终处于矛盾的思想状态:一方面,我在体制内,直接参与了1979至1989年的十年改革开放,在理性上清楚,逐渐升级和事实上失控的街头运动,势必导致社会动荡、混乱,十年改革开放的局面出现大倒退,甚至毁于一旦。另一方面,我对于胡耀邦之死伤心遗憾,崇尚自由、民主、人权,有被称之为“自由化”的倾向,感情上同情学生和民众。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我参与了5月19日“三所一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所、中国国际信托公司国际所和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关于当前时局的《六点声明》的讨论。其实,我对于这个声明的实际效果和发表方式是有不同意见的。我在5月20日的一封信中曾写到:“几个所,昨天下午1点起草了一个六点对时局的声明。我对这个声明不是没有保留,但是,在这样的时刻,还是表示了赞同。”与此同时,我与何维凌(中美中小企业中心主任)等朋友试图通过各种方式促使学生停止绝食和返回校园,但是,5月24日北京出现更大规模游行表明,所有努力都已经不可能成功。我称学生和市民的街头运动是“无法坚持到底的”“非渐进的历史行为”。

  我于1989年6月2日美东时间中午到达波士顿。十几个小时后,从电视里看到了“六四”事件的场景,我悲伤、担忧和羞愧。在国家和民族的非常时刻,我却远离了自己的国家,没有也无力承担应尽的历史责任。但是,那时的我,并没有打算参加海外民运,因为:第一,我有对中信公司领导和其他朋友的承诺;第二,不想让年迈的父亲和家人担心;第三,我的学术偏好,已经决定在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中心研究十年改革和“六四”的关系,并开始撰写《重建中国经济》一书。

  观察和认识民阵成立大会

  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海外民运的

  万润南

  朱:1989年8月,陈一咨经香港到美国纽约。在长岛,陈一咨请在美国的“三所一会”有关人员开会,告知他是民主中国阵线(民阵)筹备组组长,其他筹备组成员还有严家其、万润南、吾尔开希、苏绍智、刘宾雁,并当众希望我参与筹备。我说,参与筹备就不必了,我可以去会上看看。此时,有人讲,成为最大国家的最大反对组织的创始人这是值得的。我没有准备也没有承诺参加民阵的筹备工作,也没有考虑成为民阵成员,但是决定前往巴黎,想成为历史目击者。1989年9月中旬,在民阵成立大会之前五六天,我到达巴黎,参与了“民阵宣言”的起草和“民阵章程”的讨论。我所起草的“民阵宣言”初稿,被苏晓康等一些朋友否决,大概是因为我写的宣言少有激情,过于温和,将民阵定位于旨在改善中国人权为目标的组织。我之所以参加民阵早期活动,今天想起来,陈一咨在内的一些朋友邀请和推动固然是原因,但是,根本的原因还在我本人:我不赞成当时处理危机的方式,从内心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需要政治改革的支持,需要有制衡执政党的力量,我把民阵的成立当成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对它抱有希望,也愿意有所贡献。

  1989年9月22日,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大会正式召开,与会者来自世界各地,不少于五百人。几天的会议开下来,我观察和认识到了一些问题:

  第一,在民阵的宗旨和目标上,留学生、流亡学生、知识分子,有过体制内经历的人,以及由《中国之春》和中国民联代表的“老”民运成员,有相当大的差别。但是,会上没有进行充分地讨论,达成共识。来自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领袖成为中心人物,理性的声音被亢奋和过激的情绪所淹没。

  第二,作为筹备组秘书长的万润南及其“南方四通公司”的成员,实际负责筹备工作和会议组织,包括接受和管理捐款。然而,财务管理混乱的情况开始显现。捐款广泛,数量可观,但是,他们没有全面公布其来源。会议的吃住行、文件印刷、会场组织,没有很好体现节约和珍惜捐款的精神。整个会议支出,最终没有清楚地说明和报告。

  第三,民阵主席的选举过程陷入一个困境,只有正式代表具有投票权。而在代表资格和人数的确认上始终存在争议。

  第四,民联和民阵的磨擦已经出现。会上出现了民联成员可以自动成为民阵成员的提案,为此发生过激烈辩论。民阵筹备组否决了这个提案,原因是,如果这样,不仅会影响选票,并会引起留学生的反感,影响即将成立的民阵的凝聚力。

  第五,在新成立的民阵第一届理事会,在很大程度上所关心的不是民阵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而是资源和利益的分配。

  第六,会后,万润南和陈一咨的矛盾公开化。作为会议筹备组长的陈一咨没有当选为民运负责人,事实上出局。主要原因是有一种舆论认为陈一咨来自体制内,身上有共产党的“习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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