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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孕“难产”

http://news.sina.com   2017年02月17日 00:30   侨报

  【侨报讯】在中国官方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代孕合法化”呼声再起。本月3日,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刊文,讨论了大龄夫妻生育二胎“有心无力”的困境,这种困境让一些人想到了代孕,将“代孕合法化”的讨论推向了高潮。这也让很多准备走代孕之路的中国家庭看到了希望。

  然而,中国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毛群安随后表示:“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禁止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中国原卫生部曾以部令的形式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严禁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严厉打击代孕违法违规行为。”这也意味着“代孕合法化”再次难产。

  

  中国人口协会2013年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不孕不育人数约占育龄人口的12.5%,这意味着中国不孕不育患者人数已超过4000万。在中国很多城市,随处可见代孕的小广告。(网络图片)

  简单悬置不可取

  近年来,随着地下代孕市场的日益火爆,“代孕合法化”的呼吁也日渐增多。

  综合上海界面新闻、北京《人民日报》报道,商业代孕在中国一直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名义上,中国全面禁止代孕,但并没有将非法代孕入罪,只是在前卫生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中规定,对代孕处以最高3万元(人民币,下同)的罚款。跟动辄几十万元、上百万元的代孕费用相比,这一数字几乎没有威慑作用,另外这一处罚只是针对医疗机构,对商业代孕行为没什么效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非法代孕已经形成产业链,《华商报》于2014年发表的一篇报道中称,“中国每年通过代孕黑市诞生婴儿超过一万个”。

  如今,在中国,代孕广告在很多地方的街头随处可见;网络上,代孕机构的推广更是铺天盖地。

  地下代孕市场蓬勃发展的背后无疑是巨大的需求。一些代孕机构都表示,去年每一家成功移植案例至少在100例以上,最多的达到200多例。“代孕市场需求是逐年增长。”某机构负责人说。随着二孩政策在中国的全面落地,这一市场被进一步激活。“我在这个行业做了八年了,现在代孕需求越来越多了,因为想要二孩的高龄夫妻越来越多。”广州一家代孕机构站长说。

  二孩政策虽然从理论上可以解决中国的世代更替问题,但是, “二孩政策从理论上讲是不够的……因为现在不孕不育的比例很高。”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说。

  北医三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王丽娜说,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能允许的就是志愿代孕,代孕母亲基本上属于无偿的行为。王丽娜呼吁,如今肿瘤发病率这么高,有的病人可能在30岁甚至更早把子宫切了,这么年轻就永远丧失了做母亲的权利,确实令人惋惜。她建议适当放开代孕准入,但要防止商业代孕。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说,伦理不应该成为代孕技术的负担,而应成为促进技术有序发展的工具。对于失独家庭来说,夫妻双方处在精子、卵子尚可用的情况下,却已没有生殖能力了。代孕能解决失独家庭的生育问题。

  对于代孕,中国国家卫计委科研所临床医学中心副主任耿琳琳感触特别深。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很多家庭都失去了孩子,他们特别想再要一个自己的孩子,但由于年龄因素,没办法再生育了。她呼吁,加强伦理监督和技术监管,适当放开代孕。

  北京大学医学部伦理学副教授尹秀云认为,代孕技术的应用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法律上的,一个道德上的。即便法律不允许,也不能把代孕悬置起来,完全不考虑。

  商业代孕是“典妻”

  在《人民日报》借专家之口暗示开放代孕的可能性之后,2月8日,国家卫计委出面回应,称代孕“违法违规,下一步将继续严厉打击”,关于国家开放代孕的疑虑暂时告一段落,但从法律、政治、伦理等角度对代孕的讨论却仍在继续。

  综合上海界面新闻、北京人民网报道,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认为,代孕过程中,即便精子和卵子都属于委托夫妻,孩子由另一个女性身体生产,也可能让某些人产生亲子关系错乱的感觉。在怀胎和分娩过程中,代孕者可能对胎儿产生母子情结,在孩子出生后不愿放弃,造成归属权的争夺。

  中国法律学者姚遥在《代孕,谁才是孩子的妈?》一文中指出,早在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柔石就根据江浙地区的“典妻”现象创作了小说《为奴隶的母亲》,穷人家的男人将自己的妻子以一百块大洋的价格典当给大户人家,三年为期。大户人家的户主没有儿子,生不出儿子的正房太太不接受纳妾,最终妥协的结果,就是通过“典妻”让他人代孕。三年之后,心力交瘁的女人告别新生的男孩,回到自己家中,面对的是已经全然陌生的孩子。“典妻”之后,大户人家多了一个男孩,穷人家的生活没有改善,而丈夫、妻子和孩子之间的人伦和亲情,却撕裂得更加彻底。

  在姚遥看来,现代的商业代孕依然是“典妻”的翻版,贫穷阶层的女性将自己的卵子和子宫出售给上层人群。对她们而言,代孕的风险和问题远远大于收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谁才是孩子的母亲”的问题,根据中国相关法律,孩子的母亲需要完成提供卵子、分娩、抚养孩子的工作,才能被认定为孩子的母亲,这一规定远远落后于科技发展,应该借鉴英国和法国的法律——不考虑卵子来自何人,一律认定分娩者就是孩子的母亲,谁的子宫谁做主。

  女权主义者吕频在《代孕:令人焦虑的母职交易?》一文中指出,代孕的本质是一种母职交易,在现有的父权秩序下,女性的“无偿母职”早已构成一种剥削行为,底层女性在市场中提供的“有酬母职”更是一种剥削,因为怀孕是一份工作,而且是一份连续九个月24小时无休的工作。

  吕频表示,迄今为止,禁止代孕只是将市场推向地下及跨国运营的灰色地带,但她也不想站到合法化一边。她认为,处理代孕问题,应该因循处理其他充满异化的妇女劳动的思路,首先从对妇女境遇的考察中找出降低伤害和提供支持的机会,就像为性工作者提供避孕套,这需要披露在哪儿可领到,而目前关于中国代孕母亲的信息实在太少了,远不足于支持任何有实际操作价值的政策论述。

  而要从根本上避免代孕中的剥削行为,就不仅仅是禁止还是合法化的问题,而是要设想如何才能解放母职,或者说,取消母职,取消这个作为父权制基础的女性义务角色。在2014年的母亲节,就有人发起“母亲罢工”的倡议,这一活动的目的是迫使社会正视母亲的贡献,由此也可以引申出一个问题——如果取消母职,女性会失去什么,又会得到什么?

  案例:花75万找代妈她有了自己的宝宝

  【侨报记者李帜一北京报道】如今在中国,虽然代孕遭到不少人反对,但对一些求子若渴的民众而言,这是他们实现“父母梦”最为有效和便捷的途径。

  回想起自己找人代孕的经历,王萌萌(化名)对侨报记者说,一路走来太艰辛了,但低头看到怀里的小宝贝感觉一切都是值得的。

  王萌萌在遇到老公之前曾经有过流产,和很多有过堕胎经历的女孩子一样,年轻时为了爱情赴汤蹈火,但最终却未修成正果。流产后王萌萌感到自己的体质不如从前,稍微忙一些就会腰酸,但真正让王萌萌感到警觉还是在跟老公结婚之后,在完全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的情况下,王萌萌始终没有怀孕迹象。

  被医生宣布巧克力囊肿后,王萌萌哭着跟老公提分手,因为不想耽误他。然而,老公当时的一句话让王萌萌至今都记忆犹新:“孩子可以再努力,但我不能没有你。”王萌萌感动之余暗下决心,一定要在有生之年为老公生一个孩子。

  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王萌萌可谓把所有苦头都吃了一遍,先是检查出腹部有包块,肿瘤标志物高出正常人600多,需要动手术取出。之后又喝中药调理身体,同时配合美容院做艾灸熏子宫,定期做排卵检测,折腾一年后依然没有怀孕。医生为王萌萌进行了子宫内膜诊刮和输卵管造影,最终发现输卵管双侧梗阻,没有办法,住院做了宫腹腔镜手术以疏通输卵管并取囊肿,当时医生告知,疏通输卵管后发生粘连的概率很大,结果不出所料,一年后最怕的事情发生了。无奈之下,王萌萌与老公找到一家私人代孕公司,哪怕借助别人的肚子,但基因是自己的孩子就行。

  代妈是一名30岁的农村女性,之前生过一个孩子,王萌萌听说,代妈在做这行之前是清洁工,后被同乡介绍入行。王萌萌与老公第一次为代妈准备了鲜胚两个,但并未成功,几个月后进行第二次移植,12天后抽血,在代妈检测怀上孩子的那一刻,激动过后就是幸福而漫长的等待。十个月后,当一名女婴抱在手里的时候,王萌萌和老公都哭了,王萌萌说,这说她俩共同的小情人。

  回想找人代孕所经历的一切,王萌萌说,从决定代孕开始到现在累计花费75万元人民币,她唯一后悔的是没有早一点选择代孕,因为这个价格跟当初治疗囊肿做手术调理身体的价格几乎差不多,如果早代孕那么也能够早一些拥有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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