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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圆圆:姜淑云不是女神

http://news.sina.com   2009年04月17日 01:36   北京新浪网

  《南京!南京!》中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中国女性形象,女性的柔美和法西斯的刺刀形成强烈的对比。高圆圆扮演的是安全区女教师姜淑云,和明妮·魏特琳等外国传教士、医生、商人一起充当安全区的领导者、教导者和保护者,她希望能保全难民营里20万人的生命,但是她发现,他们的身躯和生命难以阻挡每天前来搜捕男人、强奸妇女的日军……

  刚开始姜淑云叫所有的女性剪掉长发以免被日军凌辱,但日军依然肆无忌惮地冲进安全区抓人,姜淑云也开始感觉到恐惧和无助。日军开始进入安全区要求以慰安妇交换中国人生命时,很多女性举手,但她并没有举手,只是在流泪。当日军冲进医院抓捕潜藏的中国军人时,她知道没法保护他们,只能尽自己所能保护实验室的器材和书籍。就在实验室门口她和同样有着基督教信仰的角川相遇,发现了对方残留的那丝人性。

  姜淑云最让人感动的地方不是换三套衣服扮成家属去营救中国军人,而是她被日军抓住带回军营的那一刻,用英语向只见过数面的角川说“shoot me(打死我)”。或许她不一定会被杀死,但肯定会被凌辱,对这个有着良好教育背景和精神洁癖的女性来说,尊严比生命更为重要,于是她向角川请求“安乐死”,这种死亡何尝不是一种柔软的抵抗。

  她的经验

  高圆圆 姜淑云不是女神

  新京报:听说这部电影让你身心疲惫,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才走出来,你用什么方式来调节自己的情绪?

  高圆圆:我当时觉得这一年,我都在经历所有与苦难有关的事,跟生命有关的事。你在挑战生命的极限、尊严的极限。好像你最终不可能去战胜那些事。是不是人一出生就意味着你就是来忍受苦难的?命运会给你各种各样的安排,让你尽管活也活得很不堪。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干脆就别活了算了。我是听郭德纲相声听好的———可以拿命开玩笑,把人跟狗比喻成一样。让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确实能把你拉回到琐碎的生活里来。

  新京报:姜淑云在片中是教会的女老师,一直在想办法拯救和保护中国人,不少观众说这样的角色比较高大全,不容易出彩,你怎么看?

  高圆圆:我恰恰觉得她不是一个完美的女性。刚开始她对保护安全区的难民有责任感,但是也有矜持和优越感。直到日本人向安全区索取慰安妇这场戏,她才真正对这场战争中妇女遭受的苦难感到震惊、无奈。姜淑云有一个成长变化的过程。

  导演在她身上赋予了张纯如(已故华裔女作家,《南京暴行》的作者)的一些特点,比如曾在国外读书,知识分子的背景等等。我觉得姜淑云其实是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她身上的脆弱或者某些弱点正是对当代人提出的问题。当代人对于南京大屠杀其实是有距离感的。

  比如你去问今天的女孩子,当日本人索要慰安妇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举手?姜淑云犹豫了,她在那种情境下没能站出来,尽管她流泪。你觉得她的这种心理真实吗?直到影片的最后,她才真正完成了自己心理上的跨越。所以姜淑云并不是完美的女神,她一直在成长。

  新京报:拍摄过程中,令你较为难忘的场景是哪个?

  高圆圆:姜淑云的死。拍到最后那几天,大家已经进入特别默契的阶段。那场戏其实是定了五六天的拍摄计划。但是因为下雨,两天就拍完了。特别快,以前一天拍一个镜头,那一天拍了七八十个镜头。我已经不再跟陆川有说话的可能性了,我之前问了他太多的问题。那天就是我上去演,导演和摄影师都没有沟通了,然后我那场走、开枪、被打死就是一条过。现在回头看,肯定这场是电影里最出彩的戏之一。

  新京报:影片的结局是姜淑云要求角川将她射杀,你怎么看姜淑云的这个选择?

  高圆圆:这个结局应该是姜淑云这个人物形象的点睛之笔。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字叫“生死之城(City of Life and Death)”,南京城沦陷了,那么多人被杀死了。接下来人们就会去想,他们是怎么死的?中国人可以死,但是不能是没有尊严的死。姜淑云是个在精神上有洁癖的女人,这可能是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知识女性的一个特点。对于这样的人,尊严比生命重要,她是不能忍受被日本人凌辱的。她的自尊心让她不会在挑慰安妇那场戏自告奋勇站出来,那是她的性格逻辑。她和角川有短暂的接触,知道角川人性的东西还没有完全泯灭,那也是她在那一刻惟一能寄托的希望。她的死和陆健雄的死、妓女小江的死、唐先生的死,没有高低之分,都是有尊严的。

  在安全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的孩子们。

  ■ 史料

  拉贝、魏特琳与南京安全区

  1931年至1938年初,德国人约翰·拉贝(John Rabe 1882-1950)任德国纳粹党南京分部副部长。他目击了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并将其记录为著名的《拉贝日记》。南京大屠杀期间,拉贝和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等十几位外国人、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医生、商人等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南京安全区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

  《拉贝日记》是近年发现的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这部日记所记述的,都是拉贝的亲历亲见亲闻,非常具体、细致和真实,无人能否认其可信度。在写作日记的同时,拉贝还精心保存了80多张现场拍摄的照片,并作了翔实的说明。1938年拉贝回到德国,6月8日写信给希特勒,提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但报告当时没有公开(一般认为,由于德日为盟国,故德国当局禁止他发表在南京的所见所闻)。二战结束后,拉贝一度被盟军逮捕,后被释放。德国战败后物资极度匮乏,拉贝晚景悲凉,当时的南京政府和人民闻知后,一直给他寄钱和食物,1950年6月,拉贝在柏林因中风去世。

  美国女传教士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 1886-1941)1937年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担任教授,该学院是“南京安全区”组成部分,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里成了日军实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标,作为该难民所的负责人,魏特琳最多时救助了13000多妇孺,她的个人亲历档案———《魏特琳日记》,就是揭露侵华日军暴行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姜淑云的很多情节都来自《魏特琳日记》以及程瑞芳(湖北人,时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1946年曾在远东军事法庭作证)的《首都沦陷金校留守日记》。日军的暴行以及每天可能面临的死亡,使魏特琳得了严重的抑郁症。1940年,她在回美国的轮船上跳海自杀未果;1941年5月14日,魏特琳在美国开煤气自杀。她的临终遗言是:“如果能再生一次,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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