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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中国人欲望有两种 得不到时打拼得到后挥霍

http://dailynews.sina.com   2019年02月01日 16:42   北京新浪网

  原标题:对中国人来说,欲望只有两种:得不到时打拼,得到后挥霍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杜绝欲望的年代,时刻闪烁着欲望的影子

  我倾心于欲望的痛感

  文/陈希我

  我知道为什么找我写这个,因为我的写作曾被称为“欲望写作”。并且因为我曾经留学日本,阐释我作品时,常会联系到日本。

  但其实,那时候日本已经不再是欲望的日本。“平成泡沫”破灭,“消费即美德”已经不再,及时行乐已经不能。虽然大前研一的《低欲望社会》还没出来,但有了中野孝次的《清贫思想》。街头看到脖子上挂着粗粗金链条的,更多是在日本的中国人。中国人仍处在狂热拜金期。

  很多赴日中国女孩喜欢花花绿绿金光闪闪的衣装,觉得那就是富裕。待久了才知道,那是人家“鸡婆”的服饰。

  那个国家给我们最大的想象,就是性欲。那时我们二十来岁,欲火难耐,去脱衣舞场。这种地方一天内是不清场的,可以从早上泡到晚上。于是不吃不喝,扎在座位上,誓死要把几千日元的门票成本捞回来。还要赚更多。哪怕是音乐震耳欲聋,哪怕台上表演山重水复,了无趣味,就是不退场。金钱欲已成了对身体欲的折磨。脱衣舞场里,似乎很少有日本年轻人的身影,基本是中老年人,那些拽着生命尾巴不肯撒手的大叔大爷们。日本年轻人怎么满足欲望?进出其他风俗行业的年轻人也不多。坊间出现了描述年轻人的词:食草族。

  不仅日本,欧美人也在欲望面前后撤,甚至包括刚作为“四小龙”被我们追崇的韩国。2016年,韩国小说《素食主义者》获得“国际布克奖”,其中难说没有欧美人对这个新晋东方现代国家的呼应。我的欧美朋友里很多是素食主义者,与信佛无关。

  再往前看,我们还可以看到“左翼”思潮,法国的,日本的,意大利的,美国的……但不包括中国。2018年,西方“白左”成为众矢之的,中国人也跟随糟践之,但是否有人想到,当初“白左”产生,正是来自对物质发达社会里饱享欲望的反动?或者说,是“吃饱了撑的”。这跟中国完全两回事。中国人还像海绵一样猛吸着物质。

  我出生在物质极度贫乏的年代——60年代初。用大人们的话说,能够活下来已属不易。但人既活着,就会有欲望。为了让食欲得到满足,父亲在菜汤里撒胡椒粉。福州人传统饮食讲究清淡,吃不得辣,就连葱蒜都会导致上火。但父亲说,辣一下,嘴里的饭就会赶紧吞下去,饭就下咽了。

  父亲是出名的会发明生活小窍门的人,但他这理论简直是悖论。难道我们奢侈到了厌食的地步吗?必须用骗的方法让自己吃食?这是生理需求与欲望需求的矛盾。

  中国人有智慧,有很多“穷开心”的方法,比如我母亲,为了让孩子喜欢,折腾出不少“假”的食物。那年代“瓜菜代”,粮食不够,地瓜干来凑。但我们小孩偏是饿死也不愿吃地瓜的主。母亲于是像千千万万家庭主妇一样,把地瓜干磨成粉,然后用一个木模板压成月饼的模样,喊着“月饼来啦!”端上桌来。那模板是借来借去的,刻有精美的月饼上常有的图案。除了难以下咽的口感,地瓜饼确实像极了月饼。

  物质不够,想象来凑。在那样的年代,我们被要求艰苦奋斗,从精神上来解决欲望。雷锋那双打了补丁又补丁的袜子,比新袜子还让我们倾倒。我至今还不喜欢穿新装。

  那时候曾听伙伴吐露“落后”甚至是“危险”“堕落”的言论。电影里,坏人都是花天酒地,有吃有玩,他说:我想当坏人!

  但指导者仍然是知道调动欲望的作用的。对外宣传,不能用艰苦朴素。或者是既知对方已是无可救药了,于是顺应了他们的欲望?在福建对台“前线”,台湾那边常用汽球飘来政治宣传品,但里面夹着美金;大陆这边呢?也宣传品加家乡土特产,台湾大陆籍的人多,乡情必须有所附丽,就以物欲为附丽。

  当然还有起义空军奖赏多少多少的。我们看着新闻,羡慕的是他们能拿到那么多奖金。

  在杜绝欲望的年代,其实时刻都闪烁着欲望的影子。到了“国民经济到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是必然的产物。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几乎所有回忆都关乎欲望的解放与满足。改革开放前,我一个亲戚拍结婚照,有意把左袖管提上一些,为的是露出腕上的上海手表。但没几年,这张照片就成了笑柄。台湾手表遍地,式样也漂亮得多,有的还带夜光。福建渔民跟台湾人以鱼产换取工业产品。那时候全中国,最时髦的地方不是广东,而是福建沿海。不仅有台湾手表,还有台湾布、用台湾布做成的喇叭裤,还有台湾来的“三用机”,连同音乐,邓丽君、校园歌曲……其实邓丽君校园歌曲很快就不能刺激我们的欲望了,还有张帝。欲望是黑暗的,没有抵达黑暗,就只是浅层的欲望。于是有了社交舞会,“黑灯舞”“贴面舞”……

  然后,是接着的“严打”。福建就有舞会被当做聚众淫乱来处理的。

  于是又提倡学习雷锋艰苦朴素的精神,抵制资产阶级思想。1982年7月11日,在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空医系大三学生张华为救一个69岁的掏粪老人,跌入三米多深、池口只有两尺见方的蓄粪池,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是一个刚刚出现的英雄典型。张华被批准为革命烈士、优秀共产党员。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他“富于理想,勇于献身的优秀大学生”荣誉称号,全国开展学习英雄张华的运动。

  十年前,《新京报》纪念“改革开放30年”做系列回顾,我应约写80年代初的张华事件。我有机会查找一些资料,其实张华也有凡人的生活趣味。他爱美,留长头发;学校不允许男女同学单独在一起,但他却公开谈恋爱;他喜欢听“靡靡之音”;他还私自修改军装,他牺牲那天,就是外出去改军裤。但这些都被隐去了。就因为关乎欲望。

  回想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有两种方针交替:一是放开欲望,一是收回欲望。

  对中国人来说,只有两种人生:一是欲望得不到时的打拼,一是欲望得到后的挥霍。

  于是我们为了满足欲望,把资源吃光了。2019年来临之际,最常见的说法是“过紧日子”,或“共克时艰”。

  于是有人说中国也要进入“低欲望时代”了,类比日本,乃至欧美。我倒觉得有区别。人家是尚有资源,欲望后退;我们资源在哪里?日本人降低欲望,更多的是对铺张的反思与收敛。日本“失去20年”真的是失去吗?日本人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而知识分子本就是监视着社会肌体的“牛虻”,他们的使命就是在哪怕健康的躯体上寻找弊病。

  这跟我们的专家相反。我们的专家们也会谈论欲望,他们类比人家欲望社会,说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殊不知同样是欲望,我们大不一样。也许有人会说:我知道不一样,区别在于:我们欲望勃发源自极度贫乏之后的饕餮。但不仅如此,更重要的,还有规则瓦解之下的暴力。

  这样的时候,对写作者倒是书写的好时代。中国应该出伟大的书写者,纪实的,虚构的,理论的,形象的……至于文学,那是对欲望的起义。

  说到文学,我们很容易想到这个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不少人知道他是伟大的作家,但有多少人知道他是个禁欲主义者?也许不少人知道,但又多少人知道他早年却是个纵欲者?我们读到《复活》时,是否想到那个卡秋莎,就可能是他当年的某个纵欲对象?但托尔斯泰确实也像聂赫留朵夫那样忏悔过。他用写日记来忏悔,用写作小说来洗污。但这并不影响他继续照干不误。他甚至还把责任推给女人:“女人把我引入歧途。”列夫·托尔斯泰终生性欲高亢,到了中年,甚至在他已经皈依之后,他仍然在禁欲与纵欲之间挣扎。

  所以,所谓“起义”,并非一劳永逸地令行禁止,而是哗变,以及永无停息的动乱。

  作为总是在“欲望书写”上被阐释的作家,外界往往只在争论:该不该写欲望?观点是明确的,逻辑是单向的,无论挺我还是贬我。但其实,我自己觉得并没有答案。当欲望被控制时,欲望书写成了反叛的力量;但当欲望泛滥时,欲望书写反成了媚俗。但我的脑子仍然并不如此泾渭分明。那种一泄即快的欲望不是文学。我甚至不知道欲望是快感的,还是痛感的。或者说,我倾心于欲望的痛感。也许正因为这点,读者、评论者觉得我书写的欲望跟别人的不同,我的小说于是幸运地被当做“纯文学”来接受。因为我写的是悖谬的欲望。反欲望?也并不准确。准确地说,文学写的是欲望的分裂。在裂缝中,幽暗呈现了。

  不,是黑暗。不,是黑暗底下闪出光来。可以举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睡美人》的例子。年老体衰的老人去“睡美人俱乐部”满足欲望,但是他的欲望被禁忌,躁动、退缩、冒渎、挣扎,面前的妓女成了伴随他生命最后旅程的佛。当然,底色是绝望的,死亡是绝对的,所谓救赎,是在认可了黑暗之后的。曾经,我在阐释我的小说《抓痒》时说:我写的不是婚外情,是无路可走之下用网络视频手段坚守爱。可惜没有被认可。

  也许那只是文学的逻辑。

  也许还是应该回归凡人的逻辑,我不仅是作家,还是凡人;尽管我非常想只在文学中活着,但我无可挽回地已经被规定了“凡人”这个“本质”。这个“本质”是被“物化”的儿子、丈夫、父亲、职人……那么,“物化”的“欲望”应该是什么样呢?尤其在这个即将到来的“物艰”的2019年。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作者系著名作家,著有《放逐、放逐》《抓痒》《移民》,小说集《我们的苟且》《我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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