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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事件的本質與根源:被極化撕裂的民主

http://dailynews.sina.com   2020年06月17日 13:44   中國新聞網

  被極化撕裂的民主

  弗洛伊德事件的本質與根源

  2020年5月25日,明尼蘇達州非洲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暴力執法致死。事後,當地民衆走上街頭抗議,騷亂活動持續升級,並在全美開始蔓延、引發了其他國家的連鎖反應。一個普通黑人的意外死亡,何以引發如此大規模的抗議示威活動呢?“弗洛伊德事件”本身只是一個導火索。它是美國民衆在新冠肺炎疫情和經濟危機雙重壓力下恐懼、沮喪和不滿情緒的羣體發泄,是美國社會長期積累的深層矛盾的集中爆發,是貧富差距、兩黨衝突、“文化戰爭”、社會分化乃至國家極化等多重因素相互疊加、合力作用的必然結果。

  愈演愈烈的經濟極化。一度作爲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近年來貧富差距的惡化程度已經到了令人“無法忍受”的地步。在過去30年裏,底層的90%低收入羣體的工資漲了大約15%,上層的1%羣體的工資卻漲了近150%,最上層的0.1%羣體的工資漲了300%還多。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中下階層遭遇三重打擊:工作、退休收入和住房都處於風雨飄搖之中。貧富差距直接造成了財富的不平等和機會的不平等,更間接導致了階層固化和“貧困陷阱”的出現,少數階層與日俱增的財富收入與中下階層停滯不前的收入水平形成鮮明對比,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經濟極化的持續加劇,再加上民粹主義和激進主義的強勢助推,使失望、憤懣與怒火在中下階層心中長期積累,一觸即發,遇火即燃。

  亂局橫生的政治極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的衝突和對抗不斷升級加劇。奧巴馬力推的醫療改革法案雖獲國會通過,但沒有一名共和黨議員投票贊成醫改方案。川普上臺後更是連續頒佈法案撤回奧巴馬的醫改措施。國會議員的政治立場不斷突破一貫的溫和審慎,呈現明顯的極端化趨勢,甚至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大值”。他們要麼旗幟鮮明地選擇自由派立場,要麼堅定不移地固守保守派情懷,溫和持中立場越來越不受歡迎。在民主黨內部,保守派議員遭到排擠;在共和黨內部,絕大多數共和黨人轉向保守立場,中間陣營日漸萎縮。

  持續惡化的文化極化。20世紀60年代後期,隨着生產力發展和生活水平顯著提高,龐大的中產階級不再關心經濟領域中的剝削問題,開始關注社會生活中的歧視現象。左派勢力力圖通過反抗主流文化強加的身份屬性,倡導追求差異性的權利,意在建構專屬於特定個體或羣體的身份認同。身份政治開始出現。20世紀80年代後,身份政治運動一改其溫和的面孔,開始呈現極端和激進的一面。其中尤以宣揚專屬於黑人羣體的族羣認同、批判白人文化專制主義的黑人民權運動最具影響力。身份政治原是居於劣勢的左翼陣營針對佔據主流地位的白人男性文化的一種反抗形式,但左派掌控文化話語權後,身份政治開始成爲左派精英們煽情表演的腳本,並逐漸演化爲格調高雅的“政治正確”。當民主政治被身份政治拆解爲部落政治,民主社會就被分化爲一個又一個水火不容、永不妥協的政治羣體,彼此之間此消彼長、零和博弈。民主政治也就開始演化爲民族國家內部的“文明衝突”,不斷衝擊業已千瘡百孔、搖搖欲墜的現代民主政治。

  危機四伏的社會極化。從全球範圍來看,在選舉政治的框架下,廣大民衆與少數精英之間的關係是合作、協同的關係。但自20世紀90年代後,選民忠誠度開始下滑,政治冷漠普遍流行。選民們寧願冷眼旁觀也不願親身參與,甚至拒絕投票。歐美各國主流政黨越來越代表少數精英和權貴的利益,民主政治淪落爲精英統治和“富人民主”。爲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歐美各國或推出鉅額援助計劃,或實行經濟緊縮政策,但均未能很好兼顧中下層民衆的就業和生活。這更變相加大了精英與大衆之間的隔閡和對立。從文化傳統的角度來看,種族矛盾是美國曆史和文化傳統中根深蒂固的頑疾。經過長年的抗爭與努力,黑人羣體的生存狀態與權益保障得到了實質的改善,但受20世紀末身份政治運動的影響,一旦黑人羣體利益受損,白人優先、黑人受歧視的聲音就會喧囂直上。此次“弗洛伊德事件”等於再次揭開了這塊傷疤。

  後患重重的國家極化。所謂“國家極化”是指當代歐美因利益分配長期失衡造成貧富階層兩極分化,政治精英對峙決裂,政治觀念對立衝突,政治行爲極端激進,進而導致意識形態分歧加劇,社會羣體裂痕擴大,大衆文化對抗升級,地區合作和國際關係逐漸孤立化和緊張化的政治發展形態。這是當代歐美民主發展的最新趨勢,是理解當前歐美政治危機的癥結所在。它既是經濟極化和政治極化的深度擴張,更是社會極化和文化極化的雙重累加,呈現簡單而線性的演進邏輯和複合而顯著的現實特徵。從發生學的角度,當代國家極化現象的演進邏輯簡單而線性:分配失衡和收入差距首先造成貧富階層的兩極分化,在民主制度的框架內,這種經濟極化容易引發精英分化、政黨分化和意識形態分化,最終導致社會的分裂和文化的衝突。也就是說,經濟極化是國家極化的邏輯起點,也是國家極化的必要條件。經濟極化不斷加深,容易引發政治極化。當政治極化持續擴張,精英與大衆、文化傳統與現代觀念、公民理想與現實政策之間的衝突與對抗就會逐步升級,社會和文化極化隨之出現,國家極化最終形成。國家極化內含強大的破壞力、解構力和重塑力,對歐美國內政治形勢、國際關係格局和未來政治走向影響深遠。“弗洛伊德事件”迅速引發全球範圍內的回應性抗議和騷亂就是一個明證。

  總而言之,由“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這場現象級的街頭運動和全球騷亂,其本身不是偶然的,是多重現實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性爆發。從經濟極化到政治極化,從文化極化到社會極化再到國家極化,極化正在緩慢而無情地撕扯、扭曲和擠壓着現代民主。如何合理應對貧富差距、正確對待文化碰撞、妥善處理利益衝突、準確理解西方民主的危機與國家治理的困境,並在此基礎上,在平等觀念和自由理想、權利意識和義務責任、個人幸福和集體福祉之間尋求現實且合理的平衡,是當代歐美政治亟待解決的現實性問題。

  (龐金友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

【編輯:張楷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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