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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式選舉爲何背離“民主”想象

http://dailynews.sina.com   2020年10月16日 13:55   中國新聞網

  美式選舉爲何背離“民主”想象

  【鳴鏑】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種族問題激盪的嘈雜氛圍中,美國總統大選正如火如荼地展開。作爲西方大國,美國長期以來都以自由民主的“山巔之城”自居。“美式民主就是民主的標準像”,這種對於“民主”的想象不僅塑造了美國的政治身份,也促使其產生了將一整套相應制度對外推廣的衝動,並實質性地影響了二戰後諸多國家的發展方向與道路選擇。然而,作爲其“民主”體制的核心要件,美式選舉在經歷了兩百多年的發展演進之後,其原則理念和組織運作都暴露出嚴重的缺陷與弊端。日顯疲態的美式選舉正同其建構的“民主”想象漸行漸遠。

  當前在美國大選中最具爭議的是選舉人團制度與普選權之間的矛盾。由於選舉人團制度的存在,美國曆史上已經總共出現了五次總統候選人在全國普選票數落後但最終贏得大選的先例。選舉人團制度設計的初衷是爲了確保人口較少的州因爲有選舉人票保底而不被忽視,然而更直接的原因在於建國之初奴隸以3/5的數目計入人口,因此詹姆斯·麥迪遜等來自南方蓄奴州的制憲會議代表極力支持對自身有利的選舉人團制度,以制衡選民人數較多的北方州。選舉人團制度的批評者們認爲,該制度違背了“一人一票、每票平等”的“民主”原則,是對“多數人的決定”的破壞。與“選舉人團”直接相關的“勝者全得”制度更是飽受詬病,因爲其破壞了另一條重要的“民主”原則——“少數人的權利”。在“勝者全得”制度下,即便只少一張選票,一州內部相對少數派的意見也會被完全忽視。

  一項調查顯示,八成以上的美國人希望由自己而非選舉人團來決定總統人選。衆多美國政治人物,從卡特到希拉里,乃至現任總統川普都曾公開表態支持廢棄選舉人團制度,實行總統普選。然而,改變規則涉及修改憲法等棘手問題,更重要的是“選舉人團”和“勝者全得”使得第三勢力毫無勝算,兩黨輪流坐莊愈發穩固。因此,無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對於實質性的制度改革都顯得意興闌珊,相關提案在國會始終無法通過。目前也僅有緬因和內布拉斯加兩個州採用普選方式分配選舉人票。當一套選舉制度已經漏洞百出,而且所有人都清楚問題所在卻無法或不願修正,那麼它還能算是一種“具有自我糾錯能力”的有效制度嗎?一旦出現爭議,選舉本身理應體現的權力交接的“正當性”又何在呢?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美國選民的投票率持續低迷,選舉代表性嚴重不足。從1980年至今的9次美國總統大選中,投票率始終在50%~60%之間徘徊。實際上,經濟合作組織成員國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投票率下滑現象。公民政治參與度不高、投票率低迷的原因較爲複雜,但總體而言無外乎“不想”和“不能”兩類誘因。有數據表明,經合組織國家民衆對於本國政府、政黨和政治人物的信任度自二戰後呈現出持續下降的趨勢。當選民認爲自己的一票無法改變現狀,或是所有候選人均不符合自己期待時,選民的投票意願就會降低。此外,美國大選中煩瑣的註冊程序、選舉日設定在工作日,以及在一張選票上同時涉及多種選舉等問題均降低了投票的便捷性,也不同程度上消減了選民的投票意願。另一方面,對於缺少身份證明的人羣以及依靠賺取日薪過活的低收入人羣,法律和經濟障礙導致其不能進行投票。根據美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有47%的家庭收入低於2萬美元的選民沒有在2012年大選中投票。在美國對外民主推廣的過程中,選舉權被反覆強調是體現公民意志的最重要權利,然而面對長期低迷的投票率,美式選舉制度自詡的廣泛代表性又如何能體現呢?

  更本質性的問題在於,資本在美式選舉中存在無法消除的系統性影響,選舉異化爲“金錢遊戲”。金錢操縱政治在美國一直是個人盡皆知的問題,對“金錢政治”的批判從未中斷但同時又顯得無計可施。在實際操作層面,資本的影響體現爲數額龐大且無孔不入的政治獻金。在從聯邦到地方的各級選舉中,競選消耗巨大,如果缺乏充足的資金支持,參選者獲勝的概率極低。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羅伯特·夏皮羅的研究顯示,現任議員比新參選者更容易當選,其主要原因在於前者在籌款上更有優勢。而爲了鎖定資金支持,獲勝的參選者必然要對金主投桃報李。例如里根上任總統後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停止對石油價格的管制,這顯然與他在選舉時曾獲得來自石油公司的大量捐款有直接關聯。在美國外交界也存在一套“潛規則”,即由政治任命的大使職位多是總統對大額捐款者的回饋。從老布什到奧巴馬的歷任總統採用政治任命的方式安排了佔總數約1/4至1/3的大使職位。由於被新總統上任後的“權錢交易”影響升遷,衆多職業外交官對此強烈不滿。

  對於政治獻金的滲透和影響,部分美國政治人物也曾嘗試加以限制。2002年,在麥凱恩等人的推動下國會通過了《競選資金改革法案》,禁止任何全國性政黨募集所謂的“軟錢”,並限制在競選前做電視廣告。然而在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援引憲法第一修正案在“聯合公民案”中判定公司、工會和其他組織投入競選的“獨立開支”不受限制。這一判決直接催生了一大批“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這些組織以獨立身份支持候選人的競選活動,無須向社會公佈捐款人的信息。調查數據顯示,在形形色色的超委會背後的金主數量不超過100人,這些商業大亨的鉅額資金投入已經成爲左右選舉結果的關鍵因素。

  從更爲深入的結構層面來看,資本對選舉的影響源自美國獨特的精英政治格局。在建國之初,制憲會議代表們對於“人民”存有戒心,認爲其見識不足,容易被野心家操控。設計選舉人團制度的目的之一即爲讓各界精英們作出選擇。隨着時代的不斷髮展,精英政治逐漸演化爲政治權力同商業資本之間的系統性“合流”。無論是在早期傑克遜總統公然引入“政治分贓”制度,還是在當代政治獻金的大規模合法化,歸根到底,美國政治從未拒絕過資本的介入,因爲二者原本即爲一體。今天的參選人雖然自身不必是億萬富翁,但大資本作爲其權力的依託從未缺席。事實上,當下美國日趨嚴重的社會極化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於金錢的深度介入撕裂了精英與民衆,資本的欲求與民衆的願望激烈衝撞。

  某些美國政治人物在談論美國的民主時,有意將其表述爲帶有普遍意義的“聖物”。然而,作爲美式民主核心的選舉制度,如果其不能真正彙集和反映民意,如果選舉無法彰顯選賢舉能的制度效用,如果人民本身在該進程中無足輕重,那麼這種制度無疑是對“民主”想象的嚴重背離。

  (作者:黃海濤,系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國際關係系副教授)

【編輯:陳海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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