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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走上英國老路了嗎?

http://dailynews.sina.com   2020年06月26日 16:25   北京新浪網

  原標題:美國走上英國老路了嗎?

  來源:瞭望智庫

  今年3月中旬,還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初期,中國就實現了“拉平曲線”,彼時,美國疫情初起,整體形勢還遠未明朗,但敏銳的分析人士已經感知到了重大的事情正在發生。美國前助理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和亞洲問題專家拉什·多希3月18日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發文,認爲這場疫情或成美國的“蘇伊士時刻”。

  “蘇伊士時刻”指的是大英帝國在全球事務中失去了既有領導力、不得不讓位於新的世界霸主美國的那個標誌性時刻。1956年冬天,當一支英法聯軍重返蘇伊士運河軍事基地試圖阻止納賽爾的蘇伊士運河國有化計劃並維護其在這一戰略樞紐地區的傳統地位時,美國通過金融和輿論手段迫使英法無條件撤出了埃及,並順勢填補了這一地區的權力真空。

  當時英國的處境正如其時任財政大臣哈羅德·麥克米倫所說,“要麼作爲一個第二世界國家,要麼向建立第三個大英帝國邁進。”實際上,蘇伊士時刻過後,英國只剩下了第一個選擇。

  庫爾特·坎貝爾和拉什·多希認爲,二戰後的70年裏,美國作爲全球領導者的地位不僅建立在自身的財富和力量之上,還建立在同樣重要的一種合法性之上,這種合法性源自三大要素,即美國的國內治理、提供全球公共物品以及召集和協調全球危機應對的能力和意願。但是,新冠肺炎疫情“正在考驗美國領導力的三大要素。到目前爲止,華盛頓未能通過考驗”。

  該文發表之時,美國新冠肺炎累計確診人數還不到1萬,累計死亡人數剛剛增加到100,美國還有很大的機會向世界展示它在“國內治理”方面的水平。其時的美國還沒有退出世衛組織,還有機會向世界表明它可以“提供全球公共物品”,顯示它在“召集和協調全球危機應對”方面的能力和意願。

  但是,三個月後的今天,世界正目睹美國成爲疫情應對最差國家,“弗洛伊德之死”引發全美大騷亂,同時,美國又不斷挑起與中國、歐盟、伊朗等的外交爭端……這些加速進行的“去全球領導力”進程,恐怕早已不是“華盛頓未能通過考驗”這麼簡單了。

▲ 5月24日,美國舊金山一處公園的戶外草坪上畫了很多圓圈,人們在圈中休閒,以保持安全社交距離 李建國攝/《瞭望》新聞週刊▲ 5月24日,美國舊金山一處公園的戶外草坪上畫了很多圓圈,人們在圈中休閒,以保持安全社交距離 李建國攝/《瞭望》新聞週刊

  文丨文揚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上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1

  誰埋葬了大英帝國

  回顧歷史,大英帝國的鼎盛時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那十年。1909年時,大英帝國的總面積佔世界陸地面積的1/4,所統治的人口爲4.4億,也佔當時世界人口的1/4。維多利亞時期流行的一句話是,女王管轄着“1個大陸、100座半島、500個海角、1000個湖泊、2000條河流,以及1萬座島嶼”。由於這個帝國建立在對海外殖民地的帝國主義統治之上,總人口的3/4是有色人種,預言家們想當然地認爲,它將滅亡於有色人種發動的轟轟烈烈的反帝革命。

  溫斯頓·丘吉爾是這段歷史的見證者,他曾在中學時代就想象了大英帝國崩潰的可怕場景和自己在其中的使命,到1965年他去世之時,英國最重要的地盤已經全部喪失殆盡。但是與人們認爲的那些原因有所不同,大英帝國瓦解的最主要原因不是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也不是從愛爾蘭新芬黨到印度國大黨這些“自由戰士”的反帝運動,而是其他強國的先後崛起。

  先後崛起並共同埋葬了大英帝國的強國,包括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給予它重創並讓它背上沉重戰爭債務的歐亞大陸敵國,也包括迅速崛起並大大擠佔了它的海外殖民地獲利空間的盟國美國,還包括冷戰開始後在全球四面出擊“謀求摧毀英帝國”的蘇聯這個前盟國。來自多個方面的共同夾擊,導致大英帝國維持廣袤殖民地的總成本不可避免地高出了總收益。

  不可否認的一點是,在大英帝國瓦解過程中,美國實際上扮演了“推手”角色。美國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後的參戰,一方面讓丘吉爾在黑暗中看到了勝利的曙光,但另一方面又令他感受到大英帝國被美國的崛起“排擠到了懸崖的邊緣”。

  猶如一個令人窒息的熱烈擁抱,一方面美國通過《租借法案》給了英國贏得戰爭所必需的金錢,另一方面卻也將大英帝國驅趕到了“過去的強國”的地位上。

  2

  “成功”的收縮

  過去的強國”只能從過去的殖民地全部撤出。但是,如果能夠將撤出政策轉換成一種長遠的安排並從未來的機會中獲利,英國這個精於計算的老牌帝國決不會放過任何機會。

  今日回看當時,英國從亞非殖民地的撤出,並不是倉皇狼狽的潰退,而是遵循了這樣幾條確保利益最大化的原則:

  首先是儘可能保全英國人的體面和所謂道義優越感,因爲他們自認爲大英帝國的殖民政策相較於法國、葡萄牙、比利時要“仁慈”得多。於是,哪怕給當地留下巨大的混亂,或將互不相容的種族、部落和宗教羣體硬生生地捏合在一起,也要讓英國以減少摩擦的方式完成撤出安排,以免捲入像法國在阿爾及利亞和印度支那等地那樣的長期戰爭。人們看到,英國爲了順利撤出,在南亞次大陸製造了印巴分治,在中東製造出一個新國家以色列。

  二是儘可能地保留一些戰略基地,如在埃及的蘇伊士運河基地和在錫蘭(斯里蘭卡舊稱)的海軍基地,以供日後繼續使用。

  三是提前埋伏好幕後政治影響和商業利益,以便在未來繼續控制這些國家或地區,例如其在原英屬非洲殖民地就是如此。

  遵循這幾條原則的撤出行動,總體上是成功的。隨着冷戰開始,兩極格局形成,作爲二等國家的英國還仍能保持一個世界大國的影響力,與其“成功”的收縮有很大關係。從實力的角度看,這個過程也是從“硬實力”向“軟實力”過渡、從政治-軍事實力向金融-輿論實力過渡的過程。英聯邦成員國數量在二戰後的增加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個過程。

  歸納起來,英國衰落過程的歷史借鑑有三:

  第一,衰落的主因不是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而是其他國家的競爭包括美帝國的崛起;

  第二,應對衰落不是倉皇的,而是有序的、預留了未來利益的;

  第三,衰落的結果不是實力的全面下降,而是實力的轉換,過去的政治-軍事實力轉換成了金融-輿論實力。

  3

  美國的特殊之處

  1956年的“蘇伊士時刻”被認爲是美國作爲“未來的強國”接手全球事務、大英帝國以“過去的帝國”身份退居爲二等國家的轉折點。

  但是,美國不是另一個大英帝國,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是作爲大英帝國的對立面而崛起爲新帝國的。

  二戰後期,表面上看美國和英國作爲盟國並肩作戰,但是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總統卻將大英帝國的殖民地稱爲“地獄之洞”,並堅信“殖民體系就意味着戰爭”。

  1941年8月羅斯福與丘吉爾簽署的《大西洋憲章》第三條寫道,“他們尊重所有民族選擇他們願意生活於其下的政府形式之權利;他們希望看到曾經被武力剝奪其主權及自治權的民族重新獲得主權與自治”,針對的就是簽約者之一。兩年後美國的《民族獨立宣言》草案表述得更爲明顯,一名英國官員因此而哀嘆,“它的整個主旨就是期盼大英帝國最終分崩離析。”

  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美國第一次大規模介入世界事務時,時任總統威爾遜也提出了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十四點綱要”,令老歐洲那一羣習慣了利益妥協、列強博弈甚至祕密外交的舊式政客瞠目結舌。

  這就是美國與大英帝國的一大不同。正如亨利·基辛格所分析的,“美國的領袖總把自身的理想視爲理所當然,很少認識到這些價值對旁人而言是多麼離經叛道。”“帝國無意在某個國際體系中運作,它期望把自身建成爲一個國際體系。”

  自美國崛起之後,它就長期處於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矛盾之中,並形成了單邊主義的外交風格,常常會到地球的另一端定義自己的國家利益,而妥協和均衡很晚才被寫入美國人的國際政治字典中。

  20世紀美國的許多外交行動,都可以追本溯源到威爾遜的理想主義。基辛格認爲,“這些觀念顯然既非全然成功,也非全然失敗。”

  但是,進入21世紀後,從小布什推行的“先發制人”,到奧巴馬8年事實上無所作爲的“改變”,再到如今的“美國優先”,美國已越來越不像是基辛格能夠輕鬆且優雅地描述和說明的那個美國了。

  4

  蘇伊士時刻”的同與不同

  截至美國東部時間6月18日,美國新冠肺炎疫情確診病例已超210萬,死亡病例超11萬。

  《世界是平的》一書作者托馬斯·弗裏德曼在5月上旬的一篇文章中寫道:當我們亟需最正確的科學引導走出困境的時候,美國領導人卻謊話連篇,還將一切他不喜歡的消息斥爲“假消息”……當我們需要全球合作共同抗擊疫情的時候,美國卻趕走了我們所有的盟友……

  美國《大西洋月刊》更是直言不諱,稱如今的美國人正生活在一個“失敗國家”。而似乎是要進一步證實這一點,一場因黑人弗洛伊德之死而引發的騷亂竟然在疫情高峯期蔓延至整個美國。

  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讓美國失去了過去從“國內治理、提供全球公共物品以及召集和協調全球危機應對的能力和意願”中獲得的全球領導地位的合法性。

  歷史學家湯因比曾有一個說法,“近代西方驚人成就的祕密,在於精神武器與世俗武器的巧妙結合。”此話的含義是,歷史上此起彼伏出現的帝國,大多數是依靠武力建立和維持統治的,只有近代以來的西方帝國,懂得使用“精神武器”行使全球霸權。這個觀點對於理解美國尤其合適,雖然美國的軍事實力排名世界第一,但作爲最新一代的西方帝國,它的全球統治卻很多時候依靠道義、理想、價值觀、責任感和領導世界的意願及能力等精神上的力量,這就是美帝國的特殊之處。一旦失去了這些,它也就與歷史上那些窮兵黷武的野蠻帝國沒什麼不同了。

  如今,世界正在目睹美帝國精神力量的衰落。

  根據前面講過的歷史借鑑,大致可以對美國未來做法做出如下預測:

  第一,與大英帝國類似,美帝國維持全球霸權的總成本不可避免地高出其總收益。這個局面出現的主要因素,是各種力量的共同作用。

  第二,與大英帝國類似,美國也將有序地預留未來利益。但國際格局的改變不僅僅是美國單方面的事情,而應該在多極化國際體系中由各主要國家共同完成。

  第三,美國很可能不是實力的陡然下降,而是實力的某種轉換。考慮到美國當前在金融、科技、媒體、學術、大衆文化等多個主要領域的實力仍遙遙領先於其他國家,那麼,傳統實力向新型實力的再一次轉換也完全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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