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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錦賽冠軍卻沒去成奧運 這份痛她藏了12年

http://dailynews.sina.com   2020年11月21日 00:00   北京新浪網

  她成長於國羽女單最強盛時期,曾一度被視爲張寧與謝杏芳的接班人。

  她的職業生涯,從盛開到衰敗,在歷史上只是白駒過隙般的短暫。

  但她嬌美的容顏,還是給球迷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2007年世錦賽,她奪冠站上最高領獎臺,卻無緣一年後的北京奧運會。

  帶着失意離開了羽毛球賽場,如今在人生的舞臺上綻放自我。

  這就是在國羽女單中屬於“稀有物種”的上海人——朱琳

  地下室

  上海體育宮的週末並不冷清,室外籃球場與網球場客源絡繹不絕。

  與朱琳的採訪約在她值班那天。下了車,聽到她用微信發來語音。

  “我的辦公室就在網球場對面的白色建築裏。”

  白色建築2層高,上海深秋的時節,泛黃的落葉飄灑一地。整棟樓靜悄悄的,只有朱琳獨自守在辦公室。

  她的辦公室陳設簡潔——一臺臺式電腦,電腦桌上放置着小型的玩偶熊,還有幾個精心呵護的盆栽;沙發側在一邊,茶几放置在其左手,朱琳喜歡喝茶,茶壺和小杯子一應俱全。

  屋內,能將她與前羽毛球世界冠軍聯繫起來的線索不多。書櫥的頂上擱置着三雙彩色的羽毛球鞋,一個黑色的羽毛球包斜置在一個紙箱子裏。

  “我現在也就偶爾打打,鍛鍊鍛鍊,打不動了。”

  2014年正式退役後,朱琳沒有停留在羽毛球圈,但也並沒有完全脫離體育圈。她選擇在上海體育系統下的一家單位上班,現在帶領一個團隊負責業務運營的工作。

朱琳帶領團隊負責業務運營工作朱琳帶領團隊負責業務運營工作

  離開運動隊,她渴望打開交際網,於是勇敢走出舒適區。

  剛剛過完36歲生日的朱琳,還是保留着運動員時期的短髮,說話也是幹練、爽氣。

  她不留戀過去值得一說的職業生涯,所以在退役後,甚少與人聊起自己的那段經歷。

  朱琳的職業生涯似乎有些生不逢時,她成長高光的時間段,也是國羽女單的歷史最強時刻。

  朱琳的身前,有張寧與謝杏芳兩位大姐領路,身邊還有盧蘭、王琳、蔣燕皎、王儀涵等人;或與其競爭、或奮力追趕。

  2007年拿到世錦賽女單冠軍的朱琳,也曾一度被外界看好。有希望在家門口爭一下北京奧運會的名額。

  然而,在爲期一年的奧運積分賽上,她受傷病和其他一些因素的影響,掉了隊。

  至此之後,朱琳的心氣兒一落千丈。回到上海那段時間,上海乒羽中心領導找她談話,希望她堅持,她則吐露衷腸:“我進到場館就想吐。”

  朱琳已記不清楚第一次來到北京時的興奮感,只記得一些零碎的片段,在她的胃裏翻江倒海。

訓練中的朱琳訓練中的朱琳  

  2002年給了刀郎創作歌曲的靈感,兩年後,《2002年的第一場雪》問世。

  同是這一年,朱琳第一次來到國羽二隊訓練。

  進二隊是一個偶然的機會。

  她的記憶有些模糊,只記得有一次在國內進行的青年賽,她戰勝了後來成爲了“海外軍團”一員的姚潔,遂被二隊的一個教練看中。

  一場勝利,換來了一個二隊的名額。

  彼時,提供給各支國字號運動隊住宿的天壇公寓還沒有造起來,國羽分在兩個地方住。一隊住在“小白樓”;而低一個檔次的二隊,住的就是地下室。

  樓上和地下室,顯示的是“地位”的落差。

  住在地下室的人,都想往上搬進“小白樓”,只要住進去了,離熬出頭也就不遠了。

  朱琳的家庭在上海只能算普通,但她的生活質量不低,至少每個週末回到家中,能吃到媽媽燒的一桌好菜。

  來到地下室的那一刻,她被眼前的場景嚇住了。十幾個平方米的房間裏住滿4名隊員,房間一壁的上方留出一小塊窗戶的位置。往外看不到天空,這個窗戶,只是起到了讓空氣更流通的作用。

  剛到二隊時,因爲訓練館場地有限,她們只能在一隊錯開時間訓練。朱琳記得,每天她都得耷拉着臉和隊友一起出早操。

  其他季節還好,秋末開始,北京氣溫驟降,她的臉部肌肉在冷風的吹拂下會變得僵硬、麻木,沒有知覺。

  “早飯也沒吃,就要跑200米*10次或者是400米*6次。”

  上午是一隊訓練的時間,二隊只能回到地下室休息。一天裏最熬人的要從中午12點半開始,一隊開始午休,二隊則開始連續5、6個小時的訓練。

  “那種感覺外人很難理解,像一隊,每天能分開練,上午練完下午練,我們那個時候就要連在一起練,練到後面只能硬挺。”

  青年隊的競爭也很激烈。

  和朱琳一批進隊的有4、5個人,最終只能留下來兩個。二隊的競爭則更勝一籌,每個人都是帶着不能回頭的拼勁來的。

  她在兩種情緒之間徘徊,想回家的念頭幾乎每天都會出現,但還是想爭一口氣,不想被淘汰。

  那段時間,羽毛球隊都在一個小食堂吃飯。食堂裏,隊員分區域坐着,來自同一省隊的隊員會坐在一起,或者和在隊裏聊得來的人一起吃飯。

  國羽裏上海籍的隊員不多,朱琳剛去時,基本上都是獨來獨往,很難找到說得上家鄉話的朋友。她會在食堂找到一個角落坐下,匆匆吃完飯,回到潮溼壓抑的地下室房間。

  那段日子,磨掉了朱琳身上的一些嬌氣。

  想家的時候,她偷偷掉眼淚,在公用電話亭投幣打電話回家,但話到嘴邊,還是止住了,她不想讓父母替自己擔心,所以向來報喜不報憂。

  所有二隊隊員都是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下等待有限的晉升名額。一般情況下,一隊有老將退役,教練會從二隊挑選可塑之才填補位置。

  朱琳用了2到3年的時間,終於等到了那個名額。她隱約記得自己是在2005年進入一隊。

  進入一隊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她在印尼公開賽中奪冠,這是她在成年賽中拿到的第一個冠軍。

  上海人

世界羽聯官網上朱琳的資料(圖非本人)世界羽聯官網上朱琳的資料(圖非本人)  

  世界羽聯官網上,至今還保留着朱琳的資料。

  她的世界排名已被清除,但資料頁上的圖則鬧了烏龍,因爲那並非她的照片。

  162的數字非常醒目,這是朱琳職業生涯單打與雙打的勝場數。

  官網保留了朱琳從2006年開始,6年國際比賽的具體戰績,她在國際賽場上的最後一場比賽是2011年的亞錦賽——第一輪輸給了中國香港選手葉姵延。

  這場沒打完的比賽,比分停留在7比16上。誰也沒想到,她傷退的這場比賽,成爲了她的告別之戰。

  2006年是朱琳職業生涯黃金時段的開端。那一年的尤伯盃賽,隊伍會帶至少4個女單選手,除了張寧與謝杏芳之外,年輕選手也有機會參加。

  那時,國羽女隊在世界羽壇還是“霸主”,年輕隊員只要能在小組賽出場,就有機會成爲世界冠軍。包括朱琳在內的年輕選手,都心馳神往。

  但她在與盧蘭和蔣燕皎的競爭中敗下陣來,錯過了這次成爲世界冠軍的機會。

朱琳國家隊隊友蔣燕皎朱琳國家隊隊友蔣燕皎  

  朱琳的職業生涯前期都比較順遂,這次落選對她而言是一個不小的打擊,她沒有落淚,但心中的隱痛持續了好一陣子。

  “乒乓球隊世界大賽都是打直通賽,誰贏誰去;羽毛球隊誰參加世界大賽都是由教練決定的,不確定的因素很多。”

  她已經記不真切,似乎在這次尤伯盃賽前隊伍在晉江打了一場隊內對抗賽,但沒有一位教練說明這場比賽會決定名額歸屬。

  朱琳表現不佳,落選似乎在情理之中。

  另一個原因,她不確定是否屬實。

  在國羽中,“上海人”並不是一個褒義詞,甚至有點偏向貶義。李永波在評價王儀涵時曾說過——“她是最不像上海人的上海人。”

  不少人都認爲,上海女孩吃不了苦,朱琳不認可這個“定理”。

  “嬌氣你要看怎麼分。運動員到了國家隊的水準,你認爲她還會嬌氣嗎?”

  在她眼中,上海女孩子聰明,不會一條路走到底。

  其他省市的選手特別珍惜進國羽訓練的機會,受傷也會頂着,不和教練說,生怕缺了幾堂訓練課被隊友拉下距離。

  朱琳則不同,她在生病或受傷後會理性抉擇,自己能不能堅持,是否需要請假。

  “我要爲自己考慮,沒必要硬撐。我知道自己需要怎麼練,需要着重練哪些東西。”她引以爲豪的是,在退役後自己沒有落下會影響到正常生活的傷病。

  “有的人退役後遇到下雨天,腰都不能動,我只是有一點小反應,沒有很嚴重的傷病。”

  一年後的蘇迪曼杯賽,朱琳如願入選了大名單,跟隨隊伍前往格拉斯哥。

  她看了看名單,認爲自己有望在小組賽中出場,“因爲年輕女單隊員只帶了我一個人嘛。”

  這只是她的樂觀估計。國羽拿到了冠軍,朱琳卻全程作壁上觀,她又一次錯過了成爲世界冠軍的機會。

  有意思的是,當時的國羽在世界大賽前從不會在隊內宣佈參賽名單,教練也不會找到相關隊員告訴他們結果。

  “隊員之間傳着傳着,就都知道了結果。”沒有人會去問教練,爲什麼我沒有入選?

  但同年的世錦賽出現了轉機。

  張寧與謝杏芳在那次比賽中都不在狀態,早早出局。朱琳一路戰勝了黃妙珠、盧蘭等人,第一次參加世錦賽就闖進了決賽。她在決賽中與中國香港選手王晨隔網而立。

  巧合的是,王晨也出生在上海,是朱琳的師姐。

  在2006年與2007年兩年的比賽中,朱琳多次與王晨相遇,難求一勝。

  那場比賽,外界都認爲王晨有望加冕桂冠,誰料她求勝心切,表現失常。

  反之,第一次踏上世界大賽決賽賽場的朱琳心態坦蕩,以2比0乾脆利落地勝出,拿到了自己第一個世界冠軍。

朱琳獲得世界冠軍朱琳獲得世界冠軍  

  短髮的她,在領獎臺上笑得很甜。外界因爲這個冠軍普遍看好她,認爲她已具備了接班張寧與謝杏芳的實力。

  在比賽結束後,李永波前往上海蔘加活動時只帶了兩名隊員,其一是男單冠軍林丹,另一人就是朱琳。

  事實上,外界有所不知,朱琳那次比賽是帶傷上場,她的髖關節嚴重到需要打封閉的程度。

  “隊醫怕我在比賽時吃不消,特地還幫我帶了藥。我拿到了冠軍,把這件事情都忘記了。其實那個時候我連跨都很難跨下去。”

  奪冠的同時,傷病也變成了隱患。

  一輩子的遺憾

  朱琳站上世界之巔的時間點,距離北京奧運會開幕還有1年。

  然而,世錦賽只是奧運會積分賽中的一站,奪冠的積分是她衝擊奧運會資格的一個加持,但卻不能確保她能夠拿到門票。

  在賽場上,她需要通過戰勝不同的對手贏取積分,同時她還要和隊友賽跑。

  張寧、謝杏芳與盧蘭是她衝擊北京奧運會名額的三個主要競爭對手。

  傷病成爲了隱形的桎梏。

  世錦賽奪冠後,她回到國內馬上打了一針封閉,但封閉只是治標不治本,髖關節的傷病還是時不時作祟。

  這使她的狀態也屢屢出現起伏,多次出現第一站比賽打得不俗、第二站卻遭遇一輪遊的情況。

  再加上錯過一些重要賽事的報名,讓朱琳在這場賽跑中落在了後面。

  奧運會積分賽結束後,她排在了隊裏的第四名。根據規則,每個協會最多隻能派三位選手參加女單比賽。不過其實誰參加奧運會,決定權還是在教練組手中。

  彼時,外界對奧運會參賽名單議論紛紛,前兩名的謝杏芳與盧蘭不出傷病等意外就能站在奧運會的賽場上,懸念主要集中在張寧與朱琳身上。

  名單懸而未決時,外界的猜測壓倒性的偏向於張寧。

  有媒體曝出朱琳“消失”了,“媒體說我不接電話,找不到我人,就說我‘消失’了。”

  她第一次通過博客回應了外界的熱議,申明自己並未“消失”,文字鏗鏘有力。事實上,這篇文字不多的文章是回應,也是她給自己打的一針強心劑。

  那個時候,她似乎已經知道了自己的命運。教練組最終還是在她和張寧之間選擇了後者。

  知道落選的那一刻,她心裏的石頭落地了,同時也生出一種強烈的感受——“我不想練了。”

  又一次落選,打擊是致命且不可逆轉的。

  時至今日,在12年後再次回憶起這個話題,朱琳的話語間仍能聽出遺憾的感覺,“現在想起來,真的是一輩子的遺憾。”

  那種痛會不定期在她體內翻滾,她在1、2年的時間裏遲遲沒走出來。

  很多時候,一場歇斯底里的痛哭要好過無聲飲泣,癒合的時間也更快,而朱琳恰恰碰到的是後面一種情況。

  回到上海後,她也會參加一些羽毛球活動。記者也會時常問起她這個問題,每次被問到,她都能感覺到內心又在滴血。

  “內心的痛沒有磨滅,傷疤一直都在。”

  2009年,爲了更好地備戰全運會,上海羽毛球隊領導層出面,希望朱琳能夠回到國家隊訓練,因爲在國家隊訓練的強度肯定要勝於在上海隊。朱琳整理行李,又回到了北京。

  傷病未除,反倒愈演愈烈,朱琳僅剩的心氣也被這些傷病磨得消失殆盡了。

  她本想競爭2009年世錦賽的參賽資格,看自己能否觸底反彈。

  但北京奧運會後的國羽女單已是繁華盛開,她在與小花的競爭中已經沒有優勢了,這次世錦賽自然也沒有成行。

  2010年初,朱琳徹底離開了國羽,回到了上海,自此與羽毛球漸行漸遠。

  盡善盡美

  回到上海後,上海隊希望朱琳能夠再堅持打一屆全運會。上海乒羽中心也曾創造機會,送她去國外參加比賽,但畢竟次數有限。

  朱琳的年齡與傷病,都不支撐她堅持到2013年。

  上海體育局看重她在國羽待了多年的經驗,期待她做好傳幫帶的角色,在隊裏能帶一帶小隊員,把寶貴的經驗傳授給他們,但朱琳從未計劃過在退役後從事教練工作。

  “主要是我不想再經歷一遍運動隊那種、一個星期才能回家一次的生活。”

  朱琳有自己的想法,她憧憬新的活法,認爲隊伍應該給自己一個交代,“可以保障我在退役後能有一個滿意的職位。”但隊伍並未給予這個方面的承諾。

  朱琳心裏始終不踏實,她決定破圈,離開羽毛球,離開東方綠洲訓練基地,到“外面的世界”闖一闖。

朱琳接受採訪朱琳接受採訪  

  “畢竟在運動隊那麼久,我還是希望能結識圈外的朋友,對我今後的生活可能會有幫助。”

  2014年11月4日,並沒有受到女單世界冠軍優待的朱琳退役。她在上海體育宮就職,開始從事青少年訓練的管理工作。

  如何在工作上達到高效率、如何處理好與同事之間的關係,這對從運動隊退役的她來說是一門學問,她通過一段時間的適應了有了一定經驗。

  後來,朱琳的能力得到了單位領導的認可,開始負責場館業務運營工作。

  “就是想着怎樣服務和保障好前來鍛鍊的體育愛好者,增加單位的效益。”

  她在運動員時期沒做過隊長,卻能在退役後的職場上承擔起帶領一個團隊的責任,能做到這一點,朱琳自有一套辦法。

朱琳能力得到單位領導的認可朱琳能力得到單位領導的認可  

  “我在管理方面還是蠻人性化的,通情達理,團隊的人員只要把工作做好,其他方面我都給他們一定的彈性空間。”

  但工作內容的變更也讓她的生活節奏悄然發生改變,她屢屢會在下班後接到顧客的投訴電話。

  “以前我下班後就可以不用管手機,現在不行。下了班還是精神緊繃的,可能就在下一秒,手機就會響起來。”

  爲此,朱琳也放棄了很多週末,就像接受新浪體育採訪的這一天,她的值班時間是從週六上午9點到晚上22點。

  工作之外,朱琳的個人生活也“破圈”了。她與並非體育圈內人的男友結了婚,組建了自己的家庭。

  在此之前,朱琳從未在微博上公開過丈夫的照片,一心只想過好自己的小日子。

  “也是通過朋友介紹的,在一起是緣分。”

  在國羽時,朱琳是女單組顏值最高的,不少隊友都對她一見傾心,但她戀愛的次數卻不多,直到32歲才進入另一種生活狀態,但朱琳並不覺得這個時間點來得遲。

  “婚姻是急不來的,遇到好的、合適的,互相之間覺得可以,才會在一起。”她的丈夫喜歡體育,朱琳偶爾也會陪他打上幾局球。

  丈夫也支持朱琳工作,看到妻子有時候疲於應付工作上的電話,也會寬慰道:“你做得開心就做下去,做得不開心,回來照顧家庭也可以。”

  但朱琳從不認爲自己適合做一個“賢妻良母”。

  她不會做飯,也甚少做家務,她並不會覺得羞愧,更不認爲這是婚後的女性必須學會的技能。

  “爲什麼女性一定要套進家庭瑣事?就應該要放棄工作全心全意照顧孩子嗎?我認爲女性應該有自己的生活節奏。”

  2017年,她成爲了母親。2019年,有了自己的第二個女兒。

  雖然還是不會做飯,無法燒出女兒喜歡吃的菜餚,但她還是力爭做好母親的角色。

  “基本上我下班後就會回去陪她們,給她們講講故事,陪她們玩玩遊戲。”

  當然,運動能力的傳承是不能少的,她開始教大兒女打羽毛球,朱琳不會因爲自己留有遺憾的職業生涯,就讓女兒與體育絕緣。

  “我還是比較支持孩子去運動的。”

  前段時間,林丹、鮑春來前往上海體育宮參加活動,作爲活動的承辦方,朱琳也和兩位前隊友見了一面。

  “這應該是我退出國羽後第一次和他們見面。”許久不見,鮑春來笑言朱琳消瘦了。

  分娩2次,朱琳每次都能迅速地恢復纖細的身材,她對自己的生活質量要求甚高,會定期去做護理,在衣食兩個方面也不會馬虎應付。

  週末,她會和丈夫將女兒暫時交給父母照顧,夫妻倆到上海路邊的咖啡吧去坐一個下午,過兩人世界。

  她立志要做一個活得精緻的上海女人。

  雖然職業生涯有所遺憾,但她希望在生活中做到盡善盡美。

  (董正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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