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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遭遇“背叛”:最高法院法官爲什麼越老越自由派?

http://dailynews.sina.com   2020年06月21日 16:28   鳳凰網

編者按

最高法官的法官們在最近的兩個關鍵案例中都做出了“傾向於自由派”的裁決(1、是什麼使星期一的同性戀權利裁決如此具有歷史意義;2、美國70萬“非法”兒童移民暫免遣返 最高法院駁回DACA終止計劃 )爲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又是什麼力量在影響着法官們的判決呢?一些專家給出了以下理論。

文 | 紐約華人資訊網主筆 詹涓

最近一週,最高法官的法官們在兩個關鍵案例中都做出了傾向於自由派的裁決,在6月15日,最高法院以6票對3票,判決1963年民權法案第七條同樣適用於LGBTQ羣體;6月18日,該機構以5票對4票駁回了川普政府推翻“兒童入境暫緩遣返”(DACA)項目的嘗試。

在得知裁決結果後,川普發了條推文,懷疑最高法院的法官們是出於私人感情和政治動機而專門跟他做對,他疑惑地說,“你是不是也有這種感覺,好像最高法院不喜歡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LGBTQ的裁決中,川普2017年任命的尼爾·戈薩奇(Neil Gorsuch)和由共和黨總統小布什提名的首席大法官小約翰·G.羅伯茨(John Roberts)加入了多數法官的陣營。而在DACA的裁決中,同樣是羅伯茨投出了關鍵的遊離票,支持下級法院提出的川普政府做法並不合法的裁決。而且在此之前,羅伯茨也有過數次支持自由派的決定,比如2012年裁定奧巴馬醫改的核心內容合憲,以及阻止政府在人口普查中加入公民身份問題等。

這一點非常值得玩味,因爲戈薩奇有“小斯卡利亞”之稱,和已故大法官安東寧·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同爲憲法文本主義者,也就是說他們在解釋憲法時比較抗拒做出寬泛的解讀和延伸,而更注意遵從立憲者的本意;而羅伯茨之前的裁判和法律工作的背景通常都表現出一貫的保守主義的世界觀,2015年甚至還反對過美國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此次投票因此被視爲保守派大法官的“倒戈”,可是,如果這只是因爲法官們越老越“自由”呢?

有句常被誤以爲出自溫斯頓·丘吉爾(實際上這話是法國政治家弗朗索瓦·基佐說的)之口的老話,說的是:“如果你25歲時不是自由主義者,那你就沒有心。如果你35歲的時候不是保守主義者,那你就沒有腦子。”俗話說,一個人應該從左到右,而不是反過來。

但當涉及到最高法院法官時,年齡的增長似乎會激起一種相反意識形態方向的趨勢。這在羅伯茨和戈薩奇身上似乎已經得到了體現。馬丁-奎因評分(Martin-Quinn score)是檢視衡量司法意識形態的重要指標之一,從這個評分中也能看出這種趨勢。這些評分利用大法官的投票來量化他們在左右光譜上的立場。分值越負,說明大法官越趨向左;正分越高,說明他/她越右。分數是根據最高法院數據庫的數據計算出來的,計算時間可追溯到1937年。

在下面的圖表中,每一串連接點代表一個法官的職業生涯。粗線是各位法官的簡單線性回歸結果,其中紅線代表由共和黨總統提名的大法官,藍線代表由民主黨總統提名的大法官。可以看到,他們的整體趨勢是在向左派移動,而且共和黨提名的法官這一趨勢還更明顯。

數據來源:MARTIN-QUINN SCORES

一個典型的由共和黨總統提名的大法官,50歲開始時是極其保守的斯卡利亞,做到80歲退休時更接近於安東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由民主黨提名的大法官終身看來很穩定,一直趨近於斯蒂芬·佈雷耶(Stephen Breyer)。

就連這些保守派的樣版法官也在隨着年歲的增長而左移,斯卡利亞在晚年時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他在20世紀90年代末極端保守的立場;安東尼·肯尼迪1988年進入大法院後歷來都是堅定的中間偏右派,但在最後一屆任期內,他第一次稍稍偏左。而佈雷耶則是越來越左:從溫和派轉向中間偏左再轉向堅定的自由派。

爲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當一位法官在法官席上的年齡增長時,是什麼力量在影響他們?一些專家給出了以下理論:

格林豪斯效應

據說,由於爲了避免招來《紐約時報》前最高法院記者琳達·格林豪斯(Linda Greenhouse)和這份報紙的怒火,法官們可能不會像其他情況下那樣堅持強硬的保守路線。

聯邦法官勞倫斯·西爾伯曼(Laurence Silberman)在1992年一次演講中談及這種推想,他說:“看來,《紐約時報》法制記者的主要目標是向最近任命的最高法院法官施加積極的壓力。”法官們面臨這種“壓力”時間越久,他們就越有可能屈服於這種壓力。後來也有人提到“利普塔克效應”——亞當·利普塔克(Adam Liptak)在2008年接過了格林豪斯的職位——但他的名字沒有格林豪斯那麼吸引人。

雞尾酒會場景

或許法官們想融入集體——畢竟他們也是人。“法官們可能會受到華府雞尾酒會的影響,希望被外界視爲理性溫和派,”南德克薩斯法學院(South Texas College of Law)的最高法院學者喬希·布萊克曼(Josh Blackman)分析說。不過他指出,這需要假設這場雞尾酒會的參與者中包含了自由派,比如有法學教授和記者參加。

這樣的情景在華府確實存在,例如,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總統就明確表示想知道他的最高法院提名人哈里·布萊克門(Harry Blackmun)能否“架得住華府的雞尾酒會巡回干擾。”尼克松的擔心不無道理,布萊克門確實變成自由派了,他在最高法院的20年間,慢慢從一個穩定的保守派轉爲了堅定的自由派。

科學

一些社會學研究表明,相對於年輕時的自己,隨着年齡的增長,人們會更加傾向於自由派。主要表現爲寬容度增加——尤其是對“非傳統”行爲、家庭角色等更加包容了。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發現,年齡和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很複雜,從意識形態上來說,不同年代的人是在不同的政治時代中長大的,所以他們在年紀漸長後,意識形態的發展也不同。

歷史聲譽

“歷史很少會友善地記住保守派法官,”哈佛大學的瑪雅·森(Maya Sen)在文章中寫道。“保守主義者寫了一些重要判例中最令人討厭的觀點,例如,在德雷德·斯科特(Dred Scott)案中,保守派法官認爲非裔美國人算不上公民,在霍默·普萊西(Homer Plessy)案中,裁決稱種族隔離沒有違憲、在是鬆豐三朗訴美國政府案(Korematu vs. United States)案中,裁定拘留日裔美國人符合憲法。”

這些案例中的法官會爲自己留下惡名。相比之下,像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Brown vs. Board)這種判定學校種族隔離違憲的自由主義觀點卻頗受歡迎。換句話說,或許法官們向左走是爲了避免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

國際聲譽

在傑弗裏·圖賓(Jeffrey Toobin)的《九人》(The Nine)一書中,他描述了國際旅行對大法官的影響,尤其是肯尼迪在奧地利的那段時間。最高法院的法官有許多出國旅行和出差的機會,而國際社會的想法可能會給他們帶來影響。這可能會使他們對死刑等問題的意見傾向於自由派,因爲死刑在歐洲幾乎已經絕跡。

經驗

瑪雅·森寫道:“隨着年齡增長,法官會有更廣泛的經歷,包括更多地接觸到男女同性戀職員、女性職員、面臨家庭和職業矛盾的年輕女性(也可能是他們自己的女兒碰到類似問題),以及單身母親。”這可能會使他們的意識形態轉向左翼,尤其是在社會問題上。

歷史方向

所有大法官的職業生涯在馬丁-奎因評分上漸漸向-1分靠攏,這也許這是美國最高法院經歷了一個世紀發展的結果。

馬丁-奎因評分的合著者安德魯·馬丁(Andrew Martin)和凱文·奎因(Kevin Quinn)都觀察到了法官們類似的“意識形態漂移”。他們在2007年的一篇期刊文章中寫道:“法官們在意識形態上並非一成不見,轉向右翼的有之,轉向左翼的更是常態。”

某些法官轉變得十分明顯。1956年被德懷特·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總統提名時,威廉·布倫南(William Brennan)大法官是個溫和派。後來,他成爲最高法院的自由派英雄,並於1993年獲得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總統頒發的總統自由勳章。另一位是布萊克曼,正如馬丁等人在論文中指出的那樣,他在死刑、聯邦制和婦女權利問題上顯著地改變了自己的左翼立場。

川普在遭遇了大法官的“背叛”後,在推特上稱將在9月1日前提出保守派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的新名單,並表示這樣的決定對第二修正案、生命權、宗教自由等至關重要。但新的保守派法官就不會出現意識形態的漂移嗎?誰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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